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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 食货志一二（第10页）

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

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

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

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

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

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

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

后因事故入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

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

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

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顷，逮今十有馀年，犹征其租。

田没於海，租从何出？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

海水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

帝命部议行之。

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

着为令。”

於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馀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

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

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

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

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

帝与尚书胡濙言“计臣壅遏膏泽”

，然不深罪也。

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

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

至是，乃获少苏。

英宗复辟之初，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定杭、嘉、湖则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轻者徵米宜多。

乃定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二石二斗。

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而亩科一石之税未尝减云。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

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

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

於是户部议：“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徵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

仍乞朝廷躬行节俭，以先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