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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西医的分叉 转贴（第2页）

。

堪萨斯边界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他的行当，“我几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真正治愈的疾病”

（第216页）。

西药也好不到哪里去。

1869年伦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以每35秒钟一个病人的速度…（病人）被打发走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

，“它们基本上由通便剂组成”

（第222页）。

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

。

这些老医生不但没有听说过年轻的竞争者所用的“新型”

治疗方法，而且由衷地相信，“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

（第223页）。

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下笔毫不留情的文豪。

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1911年他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的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

！

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

而言。

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对18世纪以前的西医，差不多全部适用。

在很多方面，传统西医之“不科学”

，远甚于传统中医。

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不过发生在近现代而已。

《剑桥医学史》小结到，“（西）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大约从1850年开始。

……从那以后，麻醉学和消毒学的发展促进了手术的发展；公共卫生促进了公众健康；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并且磺胺类的药物和抗生素引发了药物学的革命。

致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疗了，平均寿命增长了。

医学和社会的关系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

（第176页）。

是的，显微镜、温度计、x－线、听诊器和心电仪等也是在19世纪后半期，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健。

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而中国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

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

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首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

当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社会既不需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

在此基点上，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结果就是科学革命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渐行渐远。

越来越落后的，又何止中医一家？

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

广义地说，一切理论都是以“假说”

、“猜想”

的形态存在的。

问题是，是不是把理论——假说和猜想——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