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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第2页）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

最终为袁崇焕&ldo;平反&rdo;的，竟然是&ldo;鞑子&rdo;皇帝乾隆。

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

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少年后被一个女真鞑酋当&ldo;兵书&rdo;来使，以&ldo;蒋干盗书&rdo;为原型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是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崇祯帝大错之二

‐‐以油浇火的&ldo;平贼&rdo;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

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

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

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

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ldo;人吃人&rdo;的惨剧。

明朝&ldo;副处级&rdo;巡视员一类的小官（行人）马懋才在崇祯二年所上的《备陈大饥疏》，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

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

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糙木枯焦。

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糙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

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上面讲述人民苦状）

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

间有获者，（盗贼）亦恬不知畏，曰：&ldo;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rdo;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讲人民造反的原因和痛苦惨状）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

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

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讲人吃人的惨景）

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幸有抚臣岳和声，拮据独苦，以弭盗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为之率，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以拯济，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荐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偏秦中也。

（讲陕西一地的盗贼集中原因）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