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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第1页）

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

而自嘉靖帝开始&ldo;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rdo;，万历帝变本加厉，明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

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

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

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甚至没什么战斗力。

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

军纪败坏下，索饷哗变，就成为明末军队中的&ldo;主旋律&rdo;。

早期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正规官军如果加以认真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

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不少人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

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贼势渐炽，贼头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ldo;绰号&rdo;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ldo;不沾泥&rdo;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

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

杀人魔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ldo;皇帝&rdo;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到坏人。

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ldo;西营八大王&rdo;，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ldo;革命&rdo;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多年来一直说他是&ldo;农民领袖&rdo;，其实他是一个下岗驿卒，原先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ldo;城里人&rdo;。

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的时候，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

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ldo;公家&rdo;设施。

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

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

过分的是，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

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两千，县官自己按&ldo;倒&rdo;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

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

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

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销新饷。

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参加农民军，&ldo;奋臂大呼，九州幅裂&rdo;。

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