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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更乱,先是司马颖为司马颙所败,再是司马颙在与司马越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八王之乱”
最后以司马越的获胜而告终。
不过,司马越也并未笑到最后。
“八王之乱”
不仅耗尽了西晋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也几乎灭尽了西晋的精英集团,正当西晋内乱不已之时,刘渊等趁乱起兵,中国历史进入最黑暗的“五胡十六国”
时期。
专权五年之后,司马越在一片内忧外患中死去,尸骨未寒,就被石勒剖棺焚尸。”
康泽坐下后,陈锋继续说道:“康主任不愧是蒋委员长看重的人,学识渊博,肃严自愧不如啊!
正如刚才康主任所说,八王之乱最终导致了西晋的衰落与灭亡,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斗争的集中写照和缩影呢。
君臣反目,骨肉相残,朝政失纲,后宫失序,尔虞我诈,朝云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今天你杀人,明天人杀你,杀人的人再被人杀,一直到全部杀光为止。
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无论贤愚,不分长幼,都如飞蛾扑火般争相涌进权力的漩涡中心。
可以说,权力如同一剂*药,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势,不明事理,前赴后继,执迷不悟,义无反顾。
回过头来看八王的竞相登场,每个人在出场之前无不踌躇满志,然而一旦掌握权力后其表现却又无不令人大失所望。
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所说,与其将权力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
权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权威之上。
尽管这种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玛型政治那样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然而却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预期性。
人性总是有弱点的,有弱点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想不变质都难。
与其将权力的运转寄希望于个人威权的自制,不如寄希望于制度的约束。
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不可预测,根源就在于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其道德品性。
总之,权力这个东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乱,关键在于是否将它锁进笼子里,让它戴着监督的镣铐跳舞,而不是过于相信掌握权力者的道德自制。”
察哈尔旧有的官员体系已经在战争中被摧毁,全省一半以上的地方没有地方政府,60的豪门大户逃亡他省,留在当地的一多半投靠了日本人,在陈锋所部重新将这些地盘从日本人手里抢回来之后,那些投靠过日本人的豪门大户迅速被镇压,所以在察哈尔省旧有的体系基本上已经崩溃,所以陈锋希望新上任的关于不要把那些迂腐而又陈旧的东西再带到这里来。
这里需要一个廉洁而又高效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一群由其他地方调过来的米虫,所以察哈尔的地方政府必须是一个时刻受到监督的政府。
听完陈锋的话,邓晓平想了想说道:“陈司令说的有道理,权力制衡是必须的,只有在权力主体行使权力过程中,对权力施以监督和制约,才能确保正常、廉洁、有序、高效,孟德斯鸠及其他思想家也都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
康泽也接口说道:“权力监督,在中国古已有之。
西周就有过所谓做诗、诵诗的舆论监督,当时还创造了‘三监’制度,并成为以后秦汉时的监察御史和刺史制度的渊源。
此后中国各朝代都建有权力监督制度,西汉中期开始建立多重监察制度。
如御史的监察、丞相司直的监察、司隶校尉的监察等。
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手的。
’成立监察部这件事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是不知道陈司令打算将监察部交给哪一方掌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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