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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第2页）

，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

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

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

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词，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并让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

因为夹层小，不能全装进去，就又往一切我认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连肥皂里都塞满了，还是装不下，最后只好把未装下的扔掉。

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大厅，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

“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大厅里的抑留者们都围了过去，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

有人说：“这上面还有北京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我立刻认出来，这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

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

“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

“在一块的还有这个东西。

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张起来，连忙否认说：“不是不是！

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怔了一阵，最后只好走了。

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

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这就是伯承认了这件事会引起他们对我的猜疑，所以我采取了一推二赖的办法。

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不使他们发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

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大李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进了房顶上的烟囱里。

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

苏联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

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

但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我自己的罪过，而且尽力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因为我怕自己受审判。

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去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

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次。

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四省，这是对我作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