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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第1页）

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

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彻底的揭露。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

以前就开始了的。

日本人对我们这伙人的豢养。

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秘密。

“九一八”

事变后我们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与日本人长期勾结的结果。

我为了开脱自己，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只顾谈了我怎么被逼和受害。

外边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跟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却把这类事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

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

那回事时，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

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

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忿忿不已。

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也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忿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

固然，这时我的心情是激动的，但同时，我更愿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被告的辩护人为了减轻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我，企图降低我的证言价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证人资格。

当然，他们是失败了；即使他们真把我全否定了，也无法改变被告者的命运。

但是如果他们是在利用我的畏惧惩罚的心理，使我少谈真相，那么他们是达到了部分目的。

我还记得在我历数日本战犯的罪行之后，一个美国律师对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中国政府的裁判的！”

他这话确实打中了我的要害，说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

我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投敌叛国说成是被绑架的结果的。

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拿出了我给南次郎写的信时，我也坚决否认，说成是日本人伪造的。

我掩盖了这件事，也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谋手段，所以到头来还是便宜了日本军国主义者。

我的前半生--一　我只想到死

一　我只想到死

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

负责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诉我，向中国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办。

他劝我安心地睡一觉。

从伯力上车时，我和家里的人分开了，被安置在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

他们给我准备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说了不少逗趣的话。

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们是在送我去死。

我相信只要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没有命了。

在对面卧铺上，阿斯尼斯大尉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我睁着眼睛，被死亡的恐惧搅得不能入睡。

我坐起来，默诵了几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刚要躺下，站台上传来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好像走来了一队士兵。

我凑近车窗，向外张望，却看不见人影。

皮靴步伐声渐渐远去了，只剩下远处的灯光在不祥地闪烁着。

我叹了口气，缩身回到卧铺的犄角上，望着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