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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第4页）

所以我们，尤其是住在高卢旅馆里的人，事实上完全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对于一切情况都毫不了解。

我们受阻的原因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其实非常简单：在美国的那些应该和我们交换的维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回到法国。

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佬此时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

但是这使情况大为复杂化，而德国人也趁机介入，抓住这个有利机会。

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通过他们的维希傀儡进行谈判，但是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是在利用我们讨价还价。

如果法国人当时爽快地把我们送到只有三十英里远的西班牙边界，我们很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便得以脱身。

如果那样，倒也能算是对于美国这几年来慷慨赠予这个政府大量粮食和药品的一种理所应当的报偿。

但是维希政权的这些人属于人类中令人齿冷的那一类型，他们卑躬屈节，趋炎附势，自命不凡，狡诈多变，虚伪矫饰；他们反动保守，歧视犹太民族；他们既逞强好战，又软弱无能。

他们卑劣之甚实在有辱法兰西文化，他们是当年陷害德雷福斯那一批坏蛋的残渣余孽。

总之，我们没能脱身。

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成了德国人为索还他们被关押在国外的形形色色的间谍分子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不用说，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地勒索高价。

我醒来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长期滞留在马赛的门德尔松公寓期间，路过那里的难民络绎不绝——他们一般最多只留宿一两个晚上——因此，我们听到许多关于欧洲犹太人可怕的秘密传闻。

根据这些传闻，东方正在发生许多暴行：大规模的枪杀，密封车内的毒气屠杀，凡是被押解到集中营的人要么立即遭到杀害，要么被饥饿或奴役折磨致死。

我一直不能确定这些传闻是否可靠，直到现在依然不能，但是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地名，那个总是用最恐怖和最惊慌的话语悄声吐露出来的地名，正是奥斯威辛。

人们提到这个地名，通常总是用日耳曼语，它那刺耳的发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这些传闻没有因苦难造成的恐惧而有所夸大的话，那么奥斯威辛肯定就是一切恐怖的焦点。

我的奥斯威辛，我小时候曾在那里上学，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给我买过一辆自行车，我的全家曾有时去那里过安息日，听用意第绪语鼓吹复兴的传教士领唱圣歌。

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内部情景，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真人一般大小的基督像。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那个神秘可怕的集中营。

那样，我脖子上的套索就会干干脆脆地一下子收紧。

但是，我们在这个小星球上的偶然生存，不会按照这样一种富有艺术性的格局进行——这一想法确实给我不少慰藉——况且，我们和奥斯威辛之间远隔着一个大陆，而离西班牙和安全只有三十英里的路程。

我依然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回到家里。

大难当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保持希望，提高警惕，准备在必要时击败那些官吏和畜生，这需要勇气。

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本来有机会逃走，但是由于她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结果也陷入困境。

我曾以非常激烈的措辞写下一篇日记，记叙拜伦的突然来访，以及它的可悲结局。

由于我的关系，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落在这样一个日益险恶的可悲境遇，我为此感到的内疚更加深了我对娜塔丽的气恼。

她一直不许我表露我的内疚，她总是打断我的话，说她是个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我毫无怨恨之意。

现在，我们处于德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

我虽然依旧认为，娜塔丽本该趁着那次机会跟随拜伦一道离开，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她不愿那样做。

没有合法的证件，万一落入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手中，那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待他们的看押对象，任何警察都必须多少摆出一副严肃、敌视、冷酷的面孔，既然要执行命令，他们就不得不抑制住同情之心。

过去两年之中，凡是与我打过交道的意大利警察或是法国警察——就此而言，还有一些美国领事——通通毫无可爱之处。

但是这些德国人不一样。

命令并不仅仅指导他们的行动，命令好似完全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不论他们的面孔或是他们的眼睛，都已容不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人情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