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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第3页）

也就是到昨夜为止。

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充满可怕的商业气氛的卢尔德——即使现在正值商业淡季，即使现在正值战时，这种商业气氛依旧弥漫全城，使得一切都显得庸俗难忍——住了几个星期，因而越来越受到了刺激，可能是因为汇集在那座大教堂里的那群可怜的残疾人使我至今难忘，也可能是因为一旦我的反抗情绪有所流露，我和娜塔丽就遇到种种不幸的事情这一点使我郁积在心头的怒气统统爆发，冲决了我精神上善于克制的本能。

不论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昨夜当我参加午夜弥撒的时候，尽管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如今我已是非常熟悉，尽管我已写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并且我也曾确实钟情于欧洲的宗教艺术，但在昨天夜里我感到陌生疏远，寂寞孤独，就和我十五岁时在奥斯威辛那座教堂里的感觉完全一样。

我今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想着这件事。

我现在一面喝咖啡，一面写下这页日记。

咖啡不坏，在法国，即使是在激战期间，即使是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只要有钱，还是什么都能买得到。

在卢尔德，即使是黑市价格，也不算十分昂贵，因为现在正值淡季。

自从我们来到卢尔德以后，我就一直没写日记。

说实话，我是希望能在回家的轮船上重新提笔写下去的。

但是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和我的侄女虽然彼此都不说穿，实际上我们的处境可能要糟糕得多，但愿她的乐观情绪是真的，而不是像我一样故作镇静。

有些情况她不了解，总领事做得对，为了避免使她不安，没把我们的困难详细告诉她。

但是，他对我十分坦率。

我们遇到的麻烦不是任何人能控制得了的。

只几天之差，我们还是不能合法地离开维希法国，这当然是件最可怕的不幸事情。

一切都已准备妥帖，那些宝贵的证件都已经拿到了手，但是美国登陆的消息刚一传来，所有的火车时刻表都暂停实施，边界也全部关闭。

吉姆·盖瑟为了保护我们，冷静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正式的记者证件，并把发证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

凭借着这些证件我们成了《生活》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确实也曾发表过我写的两篇有关战时欧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还为我们办了别的一些事情。

他们在销毁文件的时候翻出了《生活》杂志寄来的两封请求允许转载一些作家和摄影家的作品的信件。

马赛有一个专为难民伪造证件的集团，这个集团手艺高超，由一个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领导。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总领事虽然需要处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他还是通过地下关系，搞到了几封写在《生活》杂志专用信笺上的伪造信，我和娜塔丽也就真的成了《生活》杂志正式聘请的记者。

这些证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样，那磨损、折叠的痕迹，稍稍有点儿褪了的颜色，就好像真正用了几年一样。

吉姆·盖瑟并不指望这些伪造证件能够长期掩护我们，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应急，直到帮助我们脱险。

不过时间一长，危险也就逐渐增加。

他原以为我们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获释，因为我们毕竟没和维希法国开战，我们仅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已，因此美国人并非“敌人”

，根本不应被“扣留”

。

然而，我们在卢尔德的这一群人，总共约有一百六十名，却是实实在在被“扣留”

在这里。

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法国警察的严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动都必须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监视。

几天之前，德国秘密警察在我们美国人被隔离的四家旅馆周围布下岗哨，从那以后，我们不但受到法国警察的扣押，而且处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

这样一来，法国人不免有种受到耻辱的窘迫之态，于是他们在一些小事上也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国人始终寸步不离，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板着面孔，踏着正步跟在后面，在旅馆的过道走廊里，他们双目凝视，紧紧盯住我们不放，如果有谁一不小心触犯了哪项德国戒律，他们就会厉声发出命令。

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长期扣押的真正原因，盖瑟本人起初也不知道。

原先被扣留在维希的美国代办，后来也和大使馆全体人员被带到我们这里，他住在另外一家旅馆，连电话通信都被禁止。

这位代办名叫塔克，是个能干的人——对我的著作非常钦佩，虽然这一点无关紧要——他只可以每天通过电话和在维希的瑞士代表简短地通一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