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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6页）

他讲的一个命题是：“爱”

。

他以为爱就是驯服，对一切的驯服，包括对罪恶、对暴政、对苦难都要驯服，这就是爱的根基。

他讲得声泪俱下，几位老教徒也落泪连连点头。

我听了，却颇不以为然，心想，对罪恶的真正驯服就是也演化为罪恶；那么，又何以谈起爱呢？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也就没有当众反驳他。

我以后也就不参加他们的聚会了。

那些岁月，少蓁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产生了怀疑，我们几乎天天争论。

她认为，教义里把爱讲得过于绝对了。

譬如抗日战争时，倘若我们真是采取毫无抵挡的和平主义，岂不是当日本鬼子的亡国奴才是好的吗？为什么不能讲恨？为什么不能恨罪恶？她还认为，外国的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们，其实是最虚伪的，他们口称是“爱人如己”

，却侵略别国的土地，掠取别国的财富，杀害别国的人民，难道这就是基督精神？她讲出这些话来，真是振振有词，有许多问题我也难以回答。

我只能说，教会并不完全代表基督精神，应该承认他们不仅在历史上或现实中都做过许多错事，甚至坏事，而且，它的本身也有一个革新过程，例如马丁·；路德对天主教的批判就是如此。

但是，基督精神的根本宗旨，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应该说是某种终极真理。

将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以后，就会发现，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罪恶的根源又是极复杂的，也是与人类自身的劣根性有关的。

这时，我们放弃了爱，仅仅讲恨，会不会将人类误导到互相杀戮的道路上去呢？可能是我的那些道理讲得太空泛吧，一点也说服不了少蓁。

她就认定我从欧洲留学回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太深，有洋奴思想。

有些日子，少蓁干脆也采用了在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会的办法，给我扣许多帽子，提出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跟我胡搅蛮缠起来。

那时，恰好她已经怀孕，正要生下方方，我也就尽量避免和她争论，常常躲到书房里读书和翻译书。

因为，我对于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确实说不出个道道来。

我就开始研究基督教史，又研究古希腊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这些文化积累开始促成我写作《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那些日子我萌发了这些想法，也写了粗略的大纲。

我与少蓁的感情裂痕也就在那段时间真正形成了。

我俩有不同的思想追求，这是不要紧的。

如果能宽容别人，理解别人，也许，也能在各自不同的寻找道路上提供一些珍贵的思想信息，最后又能使我们融合到一起。

可惜，她的单纯与幼稚害了她，使她的思想变得僵化和教条了。

恰好，三妹来到北京，在一个解放军文工团当演员，刚入共青团。

她介入了我们的家庭纷争，与少蓁联合在一起，自称是革命派，要和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

后来，这条战线又吸收了方方和圆圆，使我们至今不能见面。

那一段日子，我内心非常痛苦，很想与少蓁离婚。

可是，瞧一瞧刚生下的婴孩，又不忍心去那样做。

每个星期日，我从教堂回来，她对我冷面相待，好像我做了天大的坏事。

她还常常讥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