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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办探索（第4页）

谷牧到广东时，也曾经对吴南生讲：“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1979年8月，也就是中央发出50号文件半个月后，《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

该项工作由吴南生牵头，秦文俊和曾经做过陶铸秘书的丁励松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很快，《特区条例》的初稿就拿出了。

然而，由于吴南生等人对外面的情况不熟悉，思想上的框框又不少，反映在条例中总是同当时世界上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区别很大，不能体现造成吸引力的要求。

后来吴南生回忆说：

外面的朋友看了都摇头，说我们的条例对投资者不是“鼓励法”

，而是“限制法”

。

为此，《特区条例》又进行了多次修改，等到了12月京西会议的时候，已是11次易稿了。

在起草《特区条例》时，寻找理论依据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为此，很多专家学者做了很多工作。

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结束，人们对开放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对于办经济特区这样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许多人还存有疑虑乃至非议。

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在马列著作中，寻找相关言论支持特区，无疑是很有用的，对特区来说，它会是一张很管用的通行证。

于是，一批精通马列的专家学者，被集中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一次成规模地找理论依据的工作就此展开。

当然，理论根据当然要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去找，这对那些早已熟读马列著作的专家学者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难事。

很快，他们就从《共产党宣言》找到马克思关于国家土地应该有偿使用的论述。

同时，理论工作者还举出了列宁的一段关于改革的话。

列宁说：

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管理制度+美国人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的总和=社会主义。

作为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话在当时，无疑是权威的，是绝对没有人敢对列宁说“不”

的。

于是，当吴南生把列宁的这句话告诉谷牧时，谷牧非常高兴，他笑着连连说：“真是太好了！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此后，列宁的这段话一直反复不断地为特区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引用和强调。

后来，特区人将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人才以及向海外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令、法规和政策措施学习，施以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词汇，即“资为社用”

，其理论依据就是列宁的这句话。

1979年12月1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吴南生汇报了特区条例起草情况。

12月下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一些情况，负责起草的丁励松，后来回忆说：

这个只有1000多字的法规，是从纯青的炉火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说是字字千钧。

它的艰难之处在于：

一是要不要赋予特区充分的自主权，如果不能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特区仍被捆住手脚，开放、改革的试验势必流于空谈；

二是对海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待遇，如何定得适度，如果在税收、劳务、地价等方面不比邻近的地区有更强的吸引力，人家肯定不会来；

三是困于传统观念，由于担心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在某些提法上不得不做字斟句酌的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