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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面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曾国藩如坠烟云。

他先是悲伤，随后，就是失望。

曾国藩没有想到他的决策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更何况，意见还处于向朝廷请示阶段，并没有真正地付诸实施。

现在，曾国藩觉得此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他的预料。

那些朝廷的遗老遗少们，可以毫不吃力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着大话以及fèng隙很大的官话，但结果呢，所有的责任都不在他们身上，背负这一切的，只有自己濒临腐朽的身躯。

作为当事者，曾国藩当然力求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仅仅是本方能够接受，对方同样也要接受。

但在如此国力之下，奢望根本无法得到保证。

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决，吃亏的只能是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曾国藩决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样，尽人事，听天命，他要全力避免这场战争的爆发，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让这场战争打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一直与李鸿章保持着热线联系。

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对于外事相对熟悉，有经验；而且胆大心细，有谋略，有手段。

曾国藩多次去信给李鸿章，向他咨询处理的方法。

李鸿章告诉曾国藩，&ldo;洋人论势不论理&rdo;，对于法国人，退让得缓慢进行，不能退得太快。

再一点就是，如果法国人铁心要打仗的话，也不要怕，法国毕竟是欧洲列强当中比较弱的，而且欧洲各国矛盾众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针对罗淑亚所提的要单方面惩治&ldo;天津教案主犯&rdo;的问题，李鸿章的意见是，不妨由中外大员一起审讯那些&ldo;罪犯&rdo;，如罗淑亚交不出证据，自然不太好定罪。

然后，就可以将法国人拖住。

李鸿章的意见，让困境中的曾国藩如获至宝。

这时候的曾国藩也想不出什么好计策了，他没有照会法国人，只是尽量地等待观望，他开始考虑拖延的办法了。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很多天都无法合眼。

压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国藩明显感到力不从心。

并且，由于连日的操劳，曾国藩的高血压病又犯了，呕吐不止，茶饭不进。

更可怕的是，因为长时间休息不好，曾国藩又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经常神经过敏，想得太多。

赵烈文说他是用心太多招致心力不够，所以无法入眠。

曾国藩故作轻松地说：睡不着觉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别人多一倍时间。

尽管在表面上故作轻松，但曾国藩还是知道自己力不从心。

7月24日，曾国藩以身体不支为由，奏请朝廷另派大臣来天津协助查办教案。

朝廷指示江苏巡抚丁日昌赶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

由于丁日昌一时赶不到，朝廷只得让工部尚书毛昶熙先去天津。

8月1日，毛昶熙来到天津，会办教案，随行者还有侍讲吴元炳、员外郎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四人。

丁日昌

8月2日，一个好消息传来，早在7月19日，在欧洲爆发了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战争。

曾国藩非常高兴。

如果一切属实的话，那么，法国将无力跟中国开战，天津教案的对峙局面必定会解除。

当天，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ldo;法国公使第二次照会，欲杀府县。

余坚执不允，渠无如何，顷于初九日回京，将与总署商办。

闻布（普）国与法国构兵打仗（自注：此信甚确），渠内忧方急，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轻轻解此灾厄。

&rdo;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黔驴技穷了，他只乞求上天有眼，在此关键时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来到天津。

很明显，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国与中国谈判的调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