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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
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
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
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
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
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
……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沦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
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
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
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
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
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
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
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
,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
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
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
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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