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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自己动手试试就明白，翻译这东西真是费神又棘手的工作。

然而这不应该只是单方面费神的工作，必须有互惠互利的部分。

对打算进军国外的作家来说，译者将成为最重要的伙伴。

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译者非常重要。

哪怕是能力超群的译者，如果与文本或作者的性格不合，或是不适应那固有的韵味，也无法产生好结果，只会令彼此的精神负担越积越重。

首先，如果没有对文本的热爱，翻译无非是一项烦人的&ldo;工作&rdo;罢了。

还有一点，其实可能用不着我来夸夸其谈，在外国，尤其在欧美，个人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不论什么事，随意交托给某人，说上一句&ldo;那好，接下来就拜托您啦&rdo;，这样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在每个阶段都必须自己担起责任、勇下决断。

这么做既耗时费力，还需要某种程度的语言能力。

当然，基本事务会有代理帮忙处理，但他们也工作繁忙，老实说对还默默无名、没什么利益可言的作家也不可能照顾周到。

所以，自己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还得由自己来照应。

我也是，在日本还马马虎虎算得上小有名声，可在外国市场上刚起步时当然是个无名小卒。

业内人士和部分读书人另当别论，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连音都读不准，管我叫&ldo;春上&rdo;。

不过，这件事反而激发了我的热情，心里念叨：在这个尚未开拓的市场，从一张白纸开始究竟能做出多少事情来呢？反正先全力以赴再说。

刚才也提到过，留在景气沸腾的日本，作为写了《挪威的森林》的畅销书作家（自己来说有点那个），种种约稿接踵而至，要赚个钵满盆满也并非难事。

然而我却想摆脱这样的环境，作为一介（几乎是）寂寂无名的作家、一个新人，看一下自己在日本以外的市场究竟能走多远。

这对我来说成了个人的命题和目标。

事到如今细细想来，将那样的目标当作旗号高高举起，于我而言其实是一件好事。

要永远保持挑战新疆域的热情，因为这对从事创作的人至关重要。

安居于一个位置、一个场所（比喻意义上的场所），创作激情的新鲜程度就会衰减，终至消失。

也许我碰巧是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把美好的目标和健全的野心掌握在了手中。

性格使然，我不善于装模作样地抛头露面，不过在国外也多多少少会接受采访，得了什么奖时也会出席颁奖礼，进行致词。

朗读会也好，演讲之类也好，某种程度上也会接受。

次数虽然不算多（我作为&ldo;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作家&rdo;好像名声在外，在海外也一样），也是尽了一己之力，尽量拓宽自身的格局，努力转过脸面对外界。

虽然并没有多少会话能力，却留心尽量不通过翻译，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意见。

不过在日本，除非特别的场合，我一般不这么做，因此时不时会受到责难：&ldo;光在国外卖乖讨好！

&rdo;&ldo;双重标准！

&rdo;

这倒不是辩解：我在海外努力公开露面，是因为有一种自觉，觉得必须时不时地站出来，尽一尽&ldo;日本作家的职责&rdo;。

前面说过，泡沫经济时代我在海外生活，那时屡屡因为日本人&ldo;没有脸面&rdo;而感到失落、不是滋味。

这种经历接二连三反反复复，我自然就会想，无论是为了在海外生活的众多日本人，还是为了自己，都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哪怕一丝一毫也好。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反倒觉得世界主义的倾向更为强烈），不过一旦长住国外，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ldo;日本作家&rdo;。

周围的人会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我，连我也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而且不知不觉还会生出&ldo;同胞意识&rdo;。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我分明是打算从日本这片土壤、这个僵固的框架中逃脱出来，作为所谓的&ldo;自我流放者&rdo;来到外国的，结果又不得不回归与原来那片土壤的关系。

如果被误解，可就尴尬了。

我的意思并非指回归土壤本身，说到底是指回归与那片土壤的&ldo;关系&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