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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想说,隔绝与想象乃是一种幸福:“文革”
甫歇,二战后的若干现代艺术画册陆续流入中国大陆,这个上海人证实了他早就知道的事:一切都迟到了。
他顶顶在乎的“世界性”
早已变脸,他能做的,便是嘲讽自己错过的岁月:
我一看——喔哟!
吃醋死脱!
“死脱”
,即沪语“死了”
。
我们刚开始来往的一九八三年,有一次谈及米罗、谈及保罗·克利,木心这样说道,随即喘不过气地大笑:“都给他们画过了啦。”
说来荒诞:我,一个当时的青年,正在徒劳仿效库尔贝(十九世纪中叶),木心,一个老头,说他吃米罗(二十世纪上半)的醋。
事情仍与库尔贝和米罗无关,而是我们在西洋画的中国版本中,早就错位——走进曼哈顿现代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苏荷的画廊,问题何止吃醋。
木心,穿着他那件刚在上海时髦,却在纽约过时的蘑菇色风衣,眼看后现代艺术种种花样,静静地站着——有点像个佩刀剑的人当场发现对方握着手枪——出来后,路边点烟,他平静地说:“过时了。
米罗、克利、马蒂斯、毕加索……都过时啦!”
当然。
都过时了:林风眠、陈士文、战后嘉年华、李梦熊,还有他自己。
目击纽约满目皆是的后现代艺术,木心的评语既狡黠,又诚恳,忽而拉了孔夫子那句话:“思无邪。”
我从未明白这句话,但我明白,他是在上海记忆和庞大的纽约之间,为至少两代人的失落,寻找平衡。
这平衡,先得借助语言,只能借助语言。
那批抽象石版画的专注性,活像孩子学会新游戏(我猜,艺专时期孙牧心玩弄塞尚的“味道”
时,同样兴奋),但他知道,那只是少壮的妄想,老来偿还了。
一九九三年获得绿卡,他不必再上学,便扔开玩具,再没碰过“纯抽象”
。
他也不再写被他称为“粉墨登场”
的意识流散文,虽然那批散文远远超过他早年的写作。
现在,自由和讯息不再稀缺,渐渐地,这个上海人蜕变为纽约人。
但他隐然存了新的心事,同时,斜靠着,维系旧的姿态:清醒,骄傲,沉默,和上海时期一样,做局外人。
为什么呢?
“在巴黎,我的写作更捷克”
,木心喜欢昆德拉这句话,那是他热衷的修辞。
但局外人的真实语境,至少,以我目击的木心,可能与流亡巴黎三十年的波兰人盖德洛维奇更相似——不是指他俩的事业,而是,身处西方而如何安顿自己——当这位波兰人被问到西方是否对他发生影响,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
问他是否试图影响西方,他说:“那毫无意义。”
法国知识界没人注意他(日后他被认为是卓越的“冷战自由主义者”
,对扭转波兰局势,影响至巨),同样,纽约也不知道她的居民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世界主义作家(直到这两年木心的纪录片在纽约、波士顿、加州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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