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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和丹鼎派（第2页）

就是金银也完全可以用其它材料制炼而成。

这种物性变化观显然是‘种自发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当然，在葛洪的物类变化观中也包含着许多违背事物变化规律的神秘的变化之术，如：化形为飞禽走兽，分形为千人，吐气七色、坐见八极、放光万丈、暗室自明等。

但是，葛洪幻想通过“役用万物”

，巧夺天工，兴云致雨的愿望，却已被人们运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实现了。

所以，与葛洪道教哲学中提出的许多其它见解一样，其物性变化观虽然也是为他的神仙方术作论证的，但由于它本身包含着合理的成分。

所以也是道教文化中的宝贵遗产之一。

四、葛洪的儒道观

面对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宗地位及其对道教所作的种种责难，为了使道教立足于世，葛洪提出了自己的儒道观。

他认为道本儒末，道先儒后。

在他看来，道家的“道”

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

道家“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宗真正之源也”

（《内篇·明本》）。

所以，葛洪主张舍儒以从道，他在《明本》篇中还对儒道对待世事俗务，荣辱进退，功名利禄的态度作了比较：“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

此所以为百家之长，仁义之祖宗也。”

而儒家忙于经世济俗，对已成之弊作补救，只不过治其术而已，儒家的学说所以受到重视是大道沦丧的结果。

葛洪在《塞难》中还假设有人提出难易问题，对儒道关系作了论述，他说：“儒者，易中之难也。

道者。

难中之易也。

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割粲烂于其日，抑铿锵于其耳，恬愉静退，独善守已，谤来不戚，誊至不喜，睹贵不欲，居贱不耻，此道家之难也。

出无庆吊之望，入无瞻视之贵、不分神于七经，不适思于律历，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众烦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

所谓难中之易矣。

夫儒家所修，皆宪章成事。

出处有则，语默随时，师则循比屋而可求，书则因解注以释疑，此儒者之易也。

钩深致远，错综典坟，该《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积于衡巷，忠贞尽于事君，仰驰神于垂象，俯运思于风云，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举趾为世人之所则，动唇为天下之所传，此儒家之难也。

所谓易中之难矣”

正是鉴于儒业多难，道家约易、葛洪决定舍难而从其易。

葛洪道本儒未思想的产生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个的遭遇是息息相关的。

葛洪生活的时代、政治、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社会动荡.加之司马氏集团对江南士族实行歧视政策，致使葛洪很早就产生了遁世的想法。

他—生虽也曾几度出仕，但都没有受到重用，再加上当时权臣把持朝政，世风日下.多数人不学无术。

结党营私、窃世盗名，更使葛洪觉得心灰意冷，回天无术，所以便大力提倡以道为本。

并最终走上了归隐山林的道路。

从道本儒末的思想出发，葛洪对儒家多有批评，如《明本》篇中就曾对儒家汲汲于名利，祭祀以求福等作法提出过公开责难，对儒家五经不载仙道之事，周孔不谈神仙之事，葛供则大胆地认为是“圣人有所不知”

，“圣从有所不能”

。

他举例说：《山海经》、《博物志》中的不灰之木，无目之兽、火浣布、切玉刀等奇闻异物，周孔皆未尝言及，而且周孔也不能象公输班那样会造能飞的鸟，更不能象孟贲、鸟获那样力举万钧，都证明周孔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人。

有时。

葛洪甚至干脆把圣人降到了凡人的位置上，他说跳丸弄剑、手扛千钧这些简单的技艺，凡人能为而周孔却不能。

何况比这更难的呢?这样，葛洪就破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儒家圣人及儒家经典的迷信，把道教抬高到了儒教之上，从而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其神仙道教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