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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1章（第3页）

我怕证明开不出来，也脱了。”

“1月31号，我自己主动去问什么时候能够开证明，苗萍说要对我进行心理测试，评估比赛风险。

我问她，是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要做这些，她说是，说做了就能打比赛，不做很可能要刷下来。”

“我信了，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

一直到2月9日，我才发觉别的运动员不会被叫走做检查。”

“可我每天都要去脱衣服。”

“我没有权力说不。

她是队医，她说我状况不好，身体有伤，我就只能看别人上场。”

薛业试图从苗萍的脸上找到情绪，哪怕是后悔、害怕，但是没有，她和马晋鹏一样，用断绝交流的方式逼控诉者发疯。

但这一回，他不会上当。

杰哥说过，听证会进行中不要管他们的反应。

“她确实没有逼我，但是比逼我还要可怕。

她只是建议，可如果我拒绝了，我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祝杰闭上了眼，薛业的草稿纸上写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办法。

一个少年运动员在队医、教练的双重精神控制下，毫无办法。

当年尹泽是，任英博也是。

他们都没有逼这些曾经未成年的男孩，但他们的身份，比逼迫更管用。

“检查一直持续到2月21号，我第一次像总教练马晋鹏提出异议，我说苗队医不对劲，总是对我进行检查，还让我脱光。”

“有时候会碰我一下，我就躲。

我不让她碰着我。”

“她不穿内衣，总拿身体压我，摸我的脉搏，说心跳不正常。

她还喷香水，队医是不能喷这些，可是她有香味。”

薛业继续说，好像有人操控着他的嘴，停不下来了。

操控他的是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怨恨，无助和绝望。

他把它们一股脑抛给了听证检察官，一点点地修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