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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战友亲人乔国桢（第3页）

他怕他的肺病传染给我，不允许我与他住在一起。

对此，连白家驹同志也不理解。

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解释说:“我叫她来，是要她解决组织问题，好继续工作。

不是叫她来得肺病的。

我不能自私啊!”

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服从了他的决定。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党组织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他，护送他安全离开沦陷的北平。

但是，当他了解到许多大学生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一时找不到出路而终日徘徊和苦恼之后，决定推迟我们的行期。

从7月9日起，他指示我出去联系那些他熟悉的大学生，鼓励他们赴山西和西北，寻求革命的道路，帮助他们化装逃离北平。

原来，他在北平卧床养病期间，仍然继续为党工作，特别是在大学生和陕籍革命者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很敬佩他的为人，尊重他的意见。

就这样，我天天出去帮他联络那些愿意去山西和西北的大学生，直到9月25日，樱花国巡捕搜查了我们的住所后，他才做出我们自己撤离北平的计划。

我们俩是和胡锡奎同志一起离开北平的。

到天津后，我们二人又绕道青岛、济南、徐州前往西安，沿途受到平津学生流亡会的热情帮助和掩护。

到西安时，他的病情仍很严重。

先在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党组织为了让他安静休养，就令我陪他上终南山，住在庙里养病。

后来，组织上决定送他去苏国医治，回延安办手续。

组织上仍然要我继续陪伴他。

但是，他惦念着远在湖南的女儿，又想到我已怀孕在身，就坚持要我回南方，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工作。

我那时由于组织问题尚未解决，加之看着他病情严重，不愿离开。

可是他说:“大姐!你不必在组织问题上苦恼。

我相信你就是烧了骨头变成灰，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现在病重，不能活动，等我治好病后，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记得我们在终南山分手时，他说顶多过两年，等他的病治好后，就回来接我们母女。

可是谁能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我们的永别啊!

国桢，现在可以告慰你的是，你那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已在全中国实现了!你那日夜思念的儿女们，正在党和老战友们的关怀下茁壮成长，他们都是好孩子!你所关心的我的组织问题也早已解决。

因此，我想你若九泉有知，也一定含笑安息的。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