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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第8页）

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

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趁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份、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

经过机智的“翻供”

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

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服刑。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

乔国桢戴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

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更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叫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乔国桢先到北平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诊治。

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

养病期间，乔国桢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

1932年11月，乔国桢病稍好，被派往上海中央。

后病又大发，被中央送往济总养病和浏河惠中医院疗养。

终因上海党中央组织遭破坏，又回北平。

1933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将军有意让南汉宸从日本回国的情况后，让赵和民写信给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量讨论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

1934年8月，乔国桢病情好转，河北省委移到天津。

北平市委遭破坏，他组织几位同志，督促他们筹建市委;10月，市委成立，他把市委工作介绍给河北省委，为北平市委重建做出贡献。

1935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再次遭破坏。

宪兵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又名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

6月20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警察日夜看守。

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警察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蒙仲穆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

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

他在村中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

适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

他心急如焚，病友给的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

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

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

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军委留沪办事处做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

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在西安南五台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

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

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丈夫身边照料。

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

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

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