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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乔国桢同志在新疆（第2页）

我被软禁在八户梁，与乔国桢、杨锡光等同志住在一间屋子里。

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又把所有被软禁的人员用绳子捆绑起来，投进了监狱。

敌人看到我和乔国桢同志身材高大，捆绑得就特别紧。

他们把我们甩上卡车，用帆布捂得严严实实，在武装匪徒的押解下送往监狱。

入狱之始，我与乔国桢、杨南桂同志被关在一个号子里，第二天我们三人就成立了狱中党小组，由我任党小组长。

由于环境恶化，国桢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了。

为了不把病传染给我们，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我的病重，而且有传染性，你们都还年轻，不能把病传染给你们。

我想向狱方写信，请他们把你们调出去，让我和你们隔离开关押。”

我们俩都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坚持要和他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他。

但是他坚持要求和我们隔离，并说他自己可以料理自己。

我们争论了好多天，最后他还是给狱方写了信，说明病情，要求隔离。

大约十几天后，狱方就把我和杨南桂同志调到了别的号子里，与刘护平等同志关押在一起。

国桢同志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处处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至今不能忘怀。

后来国桢同志的病情继续恶化，被转入狱中的“养病室”

关押。

1945年5月至7月，我也因病被送到了养病室，又和国桢同志住在一起。

这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吃饭吃药都要人喂，大小便已经离不开床铺。

我在养病室照顾了他约三个月。

后来敌人不让我在养病室继续住下去，把我赶回了牢房。

临走的前一天，国桢同志很难过，他深情地对我说:“我是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到胜利回延安。”

我安慰他说:“你在延安时病也很重，后来不是治好了吗?等胜利出狱后，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的。”

他又说:“这次我自己感觉比三八年在延安时要差得多。

你在这里这么久，天天照顾我，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你表示谢意的，就送你一把小剪子作了纪念吧!你们回到延安后，请帮我打听一下我的爱人和女儿。”

我从养病室回到牢房后，立即把国桢同志的情况向狱中党组织做了汇报，提出国桢同志身体已经很不行了，非常需要人去照顾。

经组织同意，刘护平同志自动要求以治病为名进入养病室去照顾国桢同志，直到他逝世。

1945年7月31日，党的好儿子乔国桢同志不幸牺牲于盛世才的监狱之中。

为了悼念国桢同志，经狱中党组织与敌人多方交涉，由各牢房派出几名代表到养病室，为他开了个简短的追悼会。

他的遗体则由我们的同志亲自安葬在离迪化10多公里的一个荒僻的山沟里。

1983年，在新疆纪念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牺牲40周年时，我把乔国桢同志的小剪子，亲手交给了他的女儿乔沙，勉励她继承烈士遗志，为祖国立功。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