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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2页）

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

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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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

无奈之下。

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

五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连饭也顾不上吃。

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

《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曹问明缘由，转身交给了会计。

陈纪滢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他都不管。

第二天。

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人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

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两千块钱。

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

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

又不算白白地接受&ldo;红包&rdo;。

这段真实的故事在陈纪滢《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中有详细的记载，我读了很感动，不仅为那个时代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更为那个时代一家民营报纸坚持的原则。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ldo;红包&rdo;，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

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ldo;红包&rdo;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

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青一代。

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

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说过这样一番话：&ldo;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

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

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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