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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2页）

尽管一些刊物和评论家努力制造文学主流，一时锣鼓震天，似有文学新cháo将至，结果却如同一束束吹起的气球，无可奈何风吹去。

所谓新状态，最终还是失去了期望的状态。

他们忘了文学史证明过的事实：一切文学cháo流都不是人为的。

文学不会永远处在无主流状态。

文学不能创造生活，生活却能创造文学。

但谁也无法预估生活和文学在哪里奇峰突起。

但我们应该承认，目前文学的无主流状态，是生活正常的反映，而不是文学反常的反映。

2银幕上的东方故事

自80年代后期，中国的电影银幕不绝地演出一个个足使西方人为之陶醉的东方故事。

千篇一律的四面高墙内，禁闭压抑的生存环境，蒙昧而畸型的人物，腐朽神秘的气氛，荒诞古怪的人生情节‐‐这种连中国人也鲜见和好奇的故事，却被西方当做东方文化象征而授予重奖。

这奖提高了影片的含金量，出口转内销，再在国内赢得惊人的票房率。

有人说，主要因为这种影片满足了无知的西方对东方的好奇。

这话并不对。

而恰恰是这种东方故事正好与西方人心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东方形象相楔合。

几乎在西方所有大图书馆里，都有一批尘封丝绕的旧书，它们很少被翻译成中文，书内却写满东方中国的故事。

这便是上个世纪或更早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们的回忆录。

翻开这些著作，我们就能一下子找到那种被描绘成愚昧落后、麻木保守的东方形象的来源。

西方传教士还用&ldo;国民性&rdo;这个话语把种种劣性本质主义地归结为中国人的种性（或称&ldo;民族的劣根性&rdo;）。

这个&ldo;国民性&rdo;的话语一经形成，便像原子裂变，源源不断生出无穷尽的荒诞又荒谬的东方故事和东方形象。

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贤们，主动担负了唤起民众，催动民族奋发重任；但这些手中缺乏理论武器的好心人便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接过关于&ldo;国民性&rdo;的话语，提出&ldo;改造国民性&rdo;的口号。

他们是鲁迅、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

虽然他们唤醒世人的历史功绩不能抹杀，客观上却呼应、推广与印证了这种西方理论。

应该承认世界任何民族都有一种做为集体无意识的民族特性。

但民族性不能离开历史背景，不能做为一种本质，更不能顺从西方的视角。

19世纪中叶以前，世界有两个中心。

一是东方，一是西方。

在古老东方极盛时代，曾经创造过璨烂的文明。

然而随着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以其科学与军事优势，对东方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生产了一整套使征服者合理化的理论。

这理论旨在建构这样一种地球世界：即西方中心和东方边缘；将文明先进和蒙昧落后定性给西方和东方，并敷以进化论色彩，似乎东方的进步必需以西方为榜样；还有，对东方的解释权在西方而不在东方，东方创造的一切（包括文明）最终只是西方的研究材料而已……于是一种傲慢的贵族化的&ldo;西方中心主义&rdo;被确立起来。

&ldo;东方主义&rdo;和&ldo;西方中心主义&rdo;是一张纸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