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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望月第61章 迎春启示录（第5页）

曹雪芹写迎春，以拨动纷乱如麻的算盘象征她的不幸，那就是她始终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任凭命运的巨手，随意拨弄她脆弱的生命。

第二十二回，大家作灯谜诗，她那首的谜底就是算盘。

第三十七回结海棠诗社，她和惜春诗才逊色，自身也没多大的诗兴，众人明知，也就给她和惜春各戴一顶高帽，算是副社长，迎春负责限韵。

当时大家要咏白海棠花——不是木本的海棠树的那个海棠，是栽在花盆里的草本海棠花——大家让迎春限韵，她就说：“依我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公道。”

后来，她果然以拈阄的方式，也就是一切托付给随机性、偶然性，先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书，随手一揭，是一首七律，于是就确定大家写七律；再让一个小丫头随口说一个字，那丫头正倚门而立，说了个“门”

，这就选定了“十三元”

的韵，再让小丫头从韵牌匣子“十三元”

那一屉里，随手抽出四块，是“盆”

“魂”

“痕”

“昏”

四块，于是，她的限韵任务，就完成了。

曹雪芹的《红楼梦》，几乎是使用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人物的话语，来无休止地象征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脂砚斋在批语里多次告诉读者，“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是曹雪芹最擅长的技巧。

有的当代读者不习惯这一叙述策略，当我指出这一点，并一再举例时，就总是疑惑：是吗？可能吗？那曹雪芹写得累不累啊？您让我这么去读，我累不累啊？您怕累，您可以不这么去读，但是，我越研究，就越相信，那就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所在，也是他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的原由。

他写下的这个文本不是那种直露的文本，或者是仅仅有些个含蓄之处而已，他就是埋伏下了无数的玄机，要我们去一一破解，深入内里，去进入“解味”

的境界。

爱尔兰的那位乔依斯，他的那部《尤利西斯》，据介绍，就是大象征套着小象征，每章一个隐喻，合起来则又是一个大隐喻；句子表面一层意思，内里却又暗含一层甚至数层意思。

可惜我不懂英文，只好读中文译本，译本当然大失原味，却也能模模糊糊意会到原作的玄妙，很是佩服。

不少的读者都说，看人家乔依斯，还有美国的那个福克纳，嗬，那文本多了不起啊！

读起来费力吗？那才叫高级啊！

当然高级。

但是，为什么一到读我们自己老祖宗的《红楼梦》，却又总觉得未必有那么玄妙，不相信曹雪芹——他在世可比乔依斯、福克纳早太多了——能做到文本里有多重喻意呢？

说到这里，不由得再多岔出去说两句。

有的国人，一听《红楼梦》就烦，对有一些人研究红学，很反感。

他们的意见，一是“《红楼梦》能当饭吃吗？”

觉得社会现实中有那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如官员腐败、矿难如麻、下岗失业、欠薪赖账、失学失医……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岂非“吃饱了撑的？”

另一个说法，就是“一部《红楼梦》养活了这么些人，实在可笑、可悲！”

持这种看法的人，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和态度。

一个社会应该是一种复合式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要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投入社会的中心课题。

比如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许多文学艺术家都参军去前线抗敌，但是斯大林那样一位政治家，现在有不少论著对他批评得很厉害，却在那样的时刻，花很大的资金，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搬迁到后方的阿拉木图，而且，也并不让迁去的电影艺术家全拍结合现实的抗敌片，他就批准拨出很大的一笔资金，让著名的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去拍摄古装文艺片《伊凡雷帝》，你可以批评斯大林这样不对那样不好，但是，他就懂得，一个民族除了最切近的事业，还有延续其文化传统的长远事业，即使是敌人已经打了进来，在全民抗敌的形势下，让爱森斯坦那样的电影艺术家仍去沉浸在古典文化传统里，去自由发挥其艺术想象力，去拍摄并没有隐喻抗击外敌内容的俄罗斯古代宫廷故事，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安排，因为这实际上也就是向人类宣布，俄罗斯的伟大，不仅在于能够战胜来敌，解决切近的问题，而且，更在于它有久远的传统，以及延续那传统的能力！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例子，国民政府一方面以军队抗击日本，一方面花大力气把故宫博物院的主要藏品，许多的国宝，迁运到后方秘藏，不使日本飞机轰炸掉；又组织几所著名大学，迁往云南，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大学里当然有浓烈的抗战气氛，但该研究的古典文化还要研究，还要传授。

如果说，那时候的斯大林和蒋介石，尚且懂得解决社会切近问题时，不能不特别地保持对非直接致用的古典传统和文化事业的尊重与保护，我们今天的人们，难道认识水平，还能落后于他们吗？

2000年我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到英国伦敦进行了两次关于《红楼梦》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