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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第11页）

由于实在太纯净了，海面蓝色的深浅正恰反映了海底的深浅。

浅海处，一眼可见色彩斑斓的珊瑚礁，还有比珊瑚更艳丽的鱼群。

海底也有峡谷，只见珊瑚礁猛地滑落于海底悬崖之下，当然也滑出了我们的视线。

那儿有多深？不知道，只见深渊上方飘动着灰色的沙雾，就像险峰顶端的云雾。

再往前又出现了高坡，海底生物的杂陈比人间最奢华的百花园还要光鲜，阳光透过水波摇曳着它们，真说得上姿色无限。

万丈汪洋直逼着百世干涸，纵天游弋紧贴着千古冷漠，竟然早已全部安排妥当，不需要人类指点。

甚至，根本没有留出人的地位。

是的，以沙漠和大海的眼光，几千年来人类能有多少发展？尽管我们自以为热火朝天。

正想着，早已被夜幕笼罩着的海域间，影影绰绰走出几个水淋淋的人来，脚步踉跄、相扶相持、由小而大。

刚要惊叹什么人如此勇敢又如此好水性，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连最大的一个也没有超过十岁。

他们是去游泳了？捕鱼了？采贝了？不知道，反正是划破夜色踩海而来。

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人类与自然厮磨的极致标志。

他们一家很快进了自己的小木屋，不久，连灯光也熄灭了。

于是海边不再有其他光亮。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埃及东部古尔代盖，夜宿PickAlbatros旅馆

西眺的终点

这些天，我多次在红海和苏伊士湾的西岸边站立，想着一个问题：中国人最早在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这里？

首先想到的是一千九百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汉朝使者。

当时专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有一块长年的心病，觉得中国历来只与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实际上只是一个中转站。

西部应该还有很大的天地，我们为何不直接与他们做生意呢？于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英此行历尽艰辛，直到波斯湾才返回。

他一路上处处打听，知道从波斯湾向西再走过一些国家，还会遇到一个大海。

这大概就是我现在面前的红海了。

甘英听说，到了这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就在眼前。

甘英出于多种理由把这个大帝国称为“大秦”

，其实就是罗马帝国。

当时，红海边的埃及也已被罗马所占领，那么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红海边的大帝国，大半就是埃及。

于是，从《后汉书》开始，中国人已朦胧地把这儿作为西眺的终点。

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

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浪，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入了北非。

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

，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

，从秦代到乾隆末年，即十八世纪结束，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

，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

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宏伟壮观，一扫中国传统史学的平庸思维，我很喜欢。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对的。

十九世纪之后中国不得不与外部世界碰撞，首先碰撞到的也是亚洲之外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