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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2章（第1页）

1997年……

2003年，我永远都忘记不了。

11月1号那天下午，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却见到了《看电影》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

在那里，张总编对我透漏，“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

“流程变了，在前进了！”

“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

他没说错。

2003年11月30号，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

而后，这一年半，我拍摄了《一见钟情》。

至此，走过漫漫的15年，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

被人看到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

在我看来，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别无选择，即使后来被讨论、受争议，我也从来不曾后悔，亦不曾羞愧。

那时情况太特殊了，与今天完全不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

我有时候觉得委屈，想：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或是大国崛起，或是别的，我很为难，它做不到。

不过，另外一些时候，我又陷入一种迷茫。

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

我只知道，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过不过界”

。

至于现在，我不想了，只要导演还想公映，“过不过界”

有人决定，无法由他本人决定。

我更在意我能做的，比如，就在上月，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希望，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减少官员的数量，增加其他人的数量，比如，电影与社会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以及……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

我只想从电影出发，也只能从电影出发。

我希望能更加自由，我不避讳这一点。

】

性格使然，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这个阶段，他更思考“能做什么”

，比如促进放宽尺度，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

不过，他也知道，很多很多的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不沟通”

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放弃了沟通与博弈。

最后，谢兰生写道：

【这些天，一些朋友常常问我：谢兰生，见到资本的獠牙了吗？见到资本的狰狞了吗？你是不是非常伤心？是不是非常绝望？

老实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