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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曾国藩与沈葆桢商量之后，决定自同治元年起，将田赋附加税率定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银一两一钱，实收库平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改收二两白银。

据布政使李桓估计，改革之后，每年可为老百姓减负一百多万两：&ldo;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复可为民间节省银一百万余两，为军饷共筹银三十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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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ldo;陋规&rdo;。

江西和其他省一样，&ldo;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

收漕则有粮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绅士之陋规与大漕馆、干修等名目。

此外尚有一切随时零星馈赠之款&rdo;，&ldo;皆百余年之积弊，习为固然者也&rdo;。

曾国藩与沈葆桢&ldo;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rdo;。

由于是首次尝试，曾国藩后来发现，江西的减税改革搞得过于激进了。

如此大规模地降低附加税后，各州县收入顿减，许多地方行政开支没有着落。

&ldo;1863年6月，曾国藩在描述江西局势时说：&lso;州县之入款顿绌，而出款则不少减。

牧令深以为不便，而绅民于大减之后仍尔催征不前。

&rso;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

&rdo;改革的不良后果使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ldo;陋规&rdo;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同治二年五月，江苏大部已经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

鉴于江西经验，江苏的陋规裁革力度没有江西的大，对于原有的陋规，有的裁革，更多的则予以保留。

&ldo;只期只敷办公，不准逾额浮收。

&rdo;改革之后，江苏的漕粮负担只减去了百分之二十七。

这个幅度远较江西为小。

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

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ldo;浑和宽容&rdo;的态度。

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

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无法彻底清理，只能因势利导。

他说：&ldo;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

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

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

所谓&lso;除去泰甚&rso;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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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

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

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

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

同时，他又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情况。

同时命各级基层官员以公文形式，谈一谈自己对本地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员的素质：&ldo;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

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

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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