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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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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悲剧的宪政缺陷

近几年，“宪政”

成了诸多媒体最为喜欢的一个“新词”

。

留意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民间舆论自况的报章，大多使用了这个100年前受中国报刊宠爱的“旧词”

。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欣慰于这个体现媒体宪政自觉的好现象。

如果没有“黄万里反思”

现象的出现，我的这份良好的感觉，还会延续下去。

关注报纸读书版的人们，可能早就注意到，*山西省委党校赵诚先生的传记作品《长河孤旅——黄万里传》，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了罕见的波澜，也受到知识分子气质浓郁的媒体的追捧。

实事求是地说，就文本价值而言，这本传记并没有多少让人惊讶的突破。

身处媒体圈中，我晓得媒体的兴趣，不在于黄作为黄炎培二公子的出身，也不在于他是拿过美国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教授，给人震动的是他敢说真话的勇气，卓尔不群的独立精神。

　黄是位3年前谢世的先人。

喜新厌旧的媒体热炒一位故人，委实因为这位故人的故事，还延续在今天的现实中。

2003年，渭河流域发生5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50年一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

无论是陕西省，还是中国水利部，均有官员指称渭河水灾祸起三门峡水库。

惨痛的灾祸让人想起当年的黄万里。

据赵诚的传记，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黄一个人孤独地反对三门峡建坝，并因此步入坎坷。

我以为，媒体对黄万里的青睐，和最近两年来中国的水灾，以及大坝“跃进运动”

息息相关。

反思渭河水灾的报道尚未结束，年初香港《明报》爆料说，引起邻国不安、招来内地学术环保界非议的云南“怒江13级水坝工程”

，被国务院总理*喝停。

正是一个个关于建大坝的公开新闻和坊间传闻，加剧了民间立场的媒体怀念黄万里的心情。

善于“叶落知秋”

的媒体，借此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立场。

本来，媒体的努力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媒体对黄万里悲剧的反思，过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远离公共事务决策机制这个更为紧要的话题。

两个多月过去了，媒体上以书评方式反复出现的反思主题就是黄万里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三门峡水患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媒体一味地激辩士大夫精神，未免舍本逐末。

个人以为，我们对黄万里的反思应当着眼于科学*的决策机制，这是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内容。

过去，我们的大坝工程看上去是科学家决策，实际上却成了政治家决策。

遥想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三门峡水库之所以能够快速立项并上马，委实离不开“圣人出，黄河清”

的封建思维。

最近5年来，不少人在讴歌三峡工程的时候，依旧不约而同地从孙中山的理想和毛泽东的诗歌中，寻找“立论依据”

。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东西。

试想，为什么黄万里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反对派？为什么黄万里总是不停歇地给政要们“上书”

？一个公民社会，是不需要“上书”

这样的封建社会的行为方式的。

很遗憾，媒体的反思大多与公民社会、代议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