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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4页）

不能不说这是人生之一大快事！

我写这部小说，更是为了释放一下自己的情思、情愫与情怀。

风雨几十年，时事多嬗变。

经历得多了，对人生总有些感悟，对社会总有些认知，我经常对那些为了改变中国命运而舍身奋斗的国之精英、脊梁和巨擘的英雄壮举而敬畏不已，也经常对那些被欺凌、被压抑、被损害的善良人们的悲惨际遇而深表同情，更经常对那些祸国殃民的社会硕鼠、蠹虫特别是贪官污吏的卑劣行径而切肤痛恨。

如何释放这些东西？创作小说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之一。

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啊！

作为一个追求公平、公正、正义的公民，总应该有些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终于动手将我大半生对世事对人生的洞察和思索倾泻出了一些，并且也有了几十万字的东西即将付梓。

应当说此亦人生快事中之快事！

这部小说不是单纯的反腐小说，亦非单纯的爱情小说，更非单纯的世俗小说，而是集反腐、爱情、世俗内容为一体的社会小说。

所以要这样写，是为了增加本书的生活、思想容量，使读者能够在一部书中阅览到、认识到、领悟到更多的东西。

为了使人物活动环境能够有些特点，本书还较多地使用了中国北方某市的一些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一些”

而不是全部）。

但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和故事，绝非某市的人物、事件和故事。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头在北京，身子在浙江。

本人也是遵循了这一典型化的创作原则，研究了当今中国社会大量的人和事，当然也包括某市的人和事，经过反复提炼、综合和熔铸，最后才形成了现在书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

作者不希望读者读了本书之后，硬要对号入座，或随意指证书中的某某人就是现实中的某某人。

但，倘然有人非要对号入座或指证书中的某某人就是生活中的某某人，作者对此也不会介意，甚至会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本书已多少有点典型化的意思了。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当年发表以后，不是不少人都感到那里面写的阿Q就是自己或某某人吗？作者是个浅陋的蹒跚学步者，绝对不敢期冀经典作品所取得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成就。

但倘若有人非要以书中之人之事自比或他比，那作者只能听之而任之了。

本书在叙述、描写客观事物和处理某些人物对话时，还较多的使用了带有一定论辩色彩的语言。

这是作者的一种自觉的追求。

因为不这样写，就很难将作者对当今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表述出来，或表述出来也不会充分。

问题在于，这些带有论辩性的东西，符不符合今天的社会现实，符不符合人物性格，符不符合故事情节发展的要求。

倘能符合，它们就是书中人物的血和肉了，就是这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如此，会使作品蕴含更多思想、意趣，会使作品稍许厚重一些。

如今不少作品热闹倒是热闹了，但总感到那热闹的背后缺少了点鞭辟入里剖析现实的东西，因而那作品给人的印象就是浮躁、浮浅和浮华。

作者无意凑这种热闹，而想透过这部小说更多地奉献给读者一点关于社会问题的看法，以使读者引起警醒、警觉和警戒。

不知这一尝试能否得到读者宽容？能否对读者多少有点帮助？

因为自知笨拙，小说初稿写就之后，笔者未敢轻易拿出面世，只是先送给几位朋友批评指点。

这些朋友是：姚欣、王洪彬、黄伟杰、孙静波、陈春山、郑凯英、张永德、杨星野、郭艳军、赵亚东。

他们除了给予笔者许多激励外，也都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许多真知卓识我已将其吸纳到小说中。

人们常说，人这一辈子，可能要经历许多事，结识许多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人、许多事均已成为过眼烟云，唯有朋友的深情厚谊没齿不忘。

我将永远牢记这些挚友对我的扶持和帮助，同时我还要将他们对我的情谊化作动力，用以鞭策自己继续奋蹄前行。

书稿寄到北京以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以及一编室主任李世跃、责任编辑陆明君先生又不辞辛劳，精心披阅修改，商量出版事宜，对于他们对笔者的信任、鼓励、帮助和厚爱，愚也在这里一并深深表示谢忱。

读者永远是作者的最好老师。

我虽写过一些学术理论和新闻报道类的书和文章，也曾抓过多年的艺术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但自己动手写小说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这头一回就未免稚嫩，未免粗疏，未免浅陋，欢迎广大读者和方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作者

200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