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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最近几年来，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924年，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ldo;五卅&rdo;惨案，于悲愤泣血之余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辉。

1926年3月18日他来到&ldo;革命策源地&rdo;的广州，初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又投笔从戎，于7月间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ldo;四&iddot;一二&rdo;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撰写了讨蒋檄文并因而遭到通缉。

&ldo;八&iddot;一&rdo;南昌起义后他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中，他和安娜时聚时散。

1924年4月他离开上海，东渡日本，欲写《洁光》而未果，11月又携妻儿回到上海。

南下广州时安娜和四个孩子留在上海，过了两个多月始来穗同住。

郭沫若随师北伐，妻儿们又留居广州。

出发前他身着戎装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发西装，站在投笔从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书明理、温柔多情的闺妇把丈夫送上烽火连天的战场，于皎洁可爱中又隐含着深深的忧戚。

&ldo;四&iddot;一二&rdo;政变后广州形势危急，安娜带着孩子经上海逃到武汉。

后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叛变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参加&ldo;八&iddot;一&rdo;起义，安娜又带着孩子返回上海。

总之，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中，他们相聚的时间少，分离的时候多。

安娜虽然是日本人，并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也随着丈夫的动荡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气阴晦得很，队伍是在接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后，仓促集合整队出发的，虽然浩浩荡荡，却显得参差不齐。

人人都意识到了严重的危险就近在咫尺之间‐‐如果背面山头上果真有敌人的话。

尽管如此，在田踌上行军，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拂在面上让人感觉着舒适，路旁的杂草闲花，又平添了几分野趣。

在郭沫若旁边走着的一位女同志，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穿的也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

如果不是那一张秀丽的面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这一身装束几乎让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郭抹若听着安琳唱歌，便侧过脸去注视着她：一个是美丽的、勇敢的，新时代的女性;一个是克拉凡左式的骑士。

他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愫，并暗暗地自语道：

&ldo;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rdo;

安琳是安徽省芜湖人。

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

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

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

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

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ldo;革命&rdo;成为了一种时髦的形势下，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为民众所羡慕，尤其为一般女众所羡慕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诗人又兼革命将官的郭沫若，是一位骑士，而这样的&ldo;骑士&rdo;又几乎肯定是一个&ldo;浪漫鬼&rdo;。

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边，自然会有不少美丽时髦的女子乐于围在他的周围旋转。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给他的像片烧了，因为夜半醒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当有人询问此事时，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擦了擦，十分风趣地回答说：&ldo;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lso;新文化&rso;的资格。

有许多人误以为我是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

因为鬼是没有的，那里会浪漫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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