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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二（第2页）

，也高明不了多少。

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先哲主张“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大禹谟》），即人心人欲潜藏危险，必须通过把握规律（“道”

）予以利用、疏导和节制；而黑格尔则通过研究欧洲蛮族的游牧和海盗传统在殖民化时代所获取的巨大利益和巨大进步，发现了“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

这一秘密，发现了最敢于肆无忌惮地无恶不作的西方人注定要统治全人类的所谓必然性（他说：“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各帝国必然的命运；不久以后，中国也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

），这使得他实在忍不住要自信地偷着乐。

他说：“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

……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程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

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他（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

“他（上帝）驱使热情者为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他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

‘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由各个人的热情来受这种惩罚。”

在这里，他实际上已暗示了汤因比所说的：“西方与西方化的国家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

但对黑格尔来说，既然“绝对理性”

懵懵懂懂地运行了亿万年，终于才在他的哲学里显露出了本相，他就成为了与“绝对理性”

合二为一的“上帝”

，至于他的后人会不会整体性地“遭到祸殃”

，他还来不及管那么多；既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他的后人能不能认识必然、哪天认识和遵从必然（顺天而行），他也确实管不了。

与中国先秦哲人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虽然黑格尔在他的自传中也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但他建立了世界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客观唯心论体系，以其鸿篇巨制极大地丰富了辩证法。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成就了自己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信总有一天，人类必将因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彻底解放，完成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全人类从此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共产主义社会。

而这种“善的目的论”

，也恰好与中国文化传统对“道”

或“天意”

的体悟是相契合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扎根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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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学术）何新？

何新的学术研究，是他在“知青时代”

靠系统阅读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名着起步的。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的；同时又通过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着作，意识到中华民族也是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的；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是他认定的这两个使命的结合点。

不过，如果仅凭这些在当年“解放全人类”

的意识形态梦幻话语氛围下并不难产生的青春抱负，并不能注定何新后来能在学术上有多大作为。

而幸运的是，在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泛演化逻辑”

体系。

遥想当年（1978年）刚入读大学3个月的何新，被误以为是“老学究”

而受邀列席全国第一届逻辑理论研讨会，就不能不承认，共和国第一代人的知青岁月，虽然给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伤痕文学”

和此后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乃至中华文明5000年的种种“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