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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章 活字印刷4（第4页）

为了打造这个金字招牌，韩国前后动用了数以亿计的金钱——仅仅是2000年的清州国际印刷出版展览会和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庆典，韩国政府便投入150亿韩元举办。

在扞卫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权方面，中国专家学者纷纷着述，推出数以百计的文章，更撰写出一系列学术专着，例如张秀民、韩琦的《中国活字印刷史》，潘吉星的《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史金波、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邹毅的《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等等，阐述了活版印刷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对“韩国为活字印刷术的祖先”

这一论调进行了有力回击。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教授更是指出，由于采取了“打印”

方式，韩国的金属活字最初每天仅能印10页，经过多年改造后达到韩国金属活字印刷顶峰的“甲寅字”

一天也只能印40页，速度上远落后于采用“刷印”

的中国的泥字、木字及金属字印刷术。

面对韩国的两手证据，中国提出了“活字实物”

、“印刷物文物”

和“印刷发展史”

三方面的证据。

依照《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后人完全可以再造毕升当年发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苏州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用毕升遗法制泥活字证明可行。

而在当代，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200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对韩国学者“易碎”

、“常使活字掉下来”

等质疑作了明确的否定。

该课题组按照《梦溪笔谈》“薄如钱唇”

的描述制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两种规格的活字，经专业测试和印刷试验，不存在“易碎”

问题。

该课题组介绍，韩国学者制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为太薄或者烧制工艺不成熟。

至于韩国学者质疑“常使活字掉下来”

，课题组根据当时配方松香、蜂蜡和纸灰，只要粘药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着力也不差。

课题组认为，韩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使用了不良配药，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药与毕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对活字的“复活”

，出土文物对中国四大发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1世纪初不断发现比韩国《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里发现的西夏（1038-1227）文献甚至详细记录了参与印刷各个工序的人员名单。

从印刷发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后有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最晚在唐代已经发明。

孙寿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威市着名西夏学者、西夏文泥活字专家）通过对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多年的研究后证明了《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印刷版本，这一学术实践的研究成功，证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对于活字印刷的争论十分激烈，并由此开过世界的学术会议。

而孙寿龄坚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他从武威出土的这件文物认定，中国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

为了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所着《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选泥、制料、刻字、烧制，排版印刷，他用自家做饭的土炉子烧制泥活字，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烟熏火燎中经受了一次次失败的考验。

最后，从炉灰中用皲裂的双手扒出了3000多个既难写又难认的西夏文陶字，又用毕之法摸索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