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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舅（第3页）

1949年我回成都工作了半年多，由于长期的相互信赖，我和八舅在工作上积极配合，一起在成都迎来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工作变动较大，时而重庆时而成都，加上大家工作忙，与八舅接触不多。

我在重庆工作时，听说八舅在“三反”

时几乎被打成贪污分子，以后又听说在一个什么训练班里，八舅主动如实地向党组织讲了自己的情况，竟成了有“历史问题”

的人。

1955年成都来人外调，说八舅在“肃反”

运动中承认自己是特务，通过我们这批人打入党内，为国民党递送情报，挑拨地下党内的关系，等等。

尽管我当时因“胡风问题”

受审查，尚未作结论，我立即说八舅是胡乱交代。

我详细讲了八舅的情况，他一贯追求进步，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参加地下党后也积极工作。

八舅认得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果他是特务，这些人不早就被一网打尽了？但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并未受到破坏。

以后又听说八舅在“反右”

时受到牵连。

1957年底，我调回成都工作，便到八舅家看望他。

这时他已结婚，有了两个孩子。

他仍是胖胖的，但过去的灵气似乎全没有了。

我开门见山地指出他不应胡乱交代。

“顶不住啊！

……”

他内疚地回答。

以后我调北京工作，“文革”

后期调回成都。

打听八舅消息，说他调至宜宾靠云南地区。

粉碎“四人帮”

后第三年，收到八舅来信，他已恢复党组织生活，正在当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托我为他买书。

我为他能平安度过“十年浩劫”

感到高兴。

他的第二封信中还有一张照片，浓眉大眼，穿着浅色的中山装。

又一封信说书收到，还托买《三国演义》。

可是第二批书没寄出，传来噩耗，八舅突然逝世。

他的夫人来信说，八舅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星期天上午算完账，吃饭前上厕所，久不见他去食堂，同事去找他，发现他倒在厕所里，医生诊断为脑溢血。

望着前不久得到的照片，对着善良的八舅，我泪水长流。

善良的八舅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许多伤害，现在拨乱反正不再搞政治运动。

八舅，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本该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匆匆走了？

2000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