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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风骨今犹在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第3页）

到80年代初期，川版书是很有名的。

我的另外一个小叔叔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审，既能写书又能翻译。

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上海《收获》杂志实际上的主编（杂志上标的是第一副主编）。

巴老的儿子李小棠笔名李晓，是获过全国奖的青年作家。

我们家搞出版的就有四位，搞写作的更多几个。

我受“五四”

以后的新文学、新文艺包括戏剧、电影的影响很大。

抗战时中国一批最著名的话剧演员都集中在成都和重庆，我受他们的熏陶和感染。

十四岁读初中时，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我们学校的校刊上。

那时校刊只登老师和校长的文章，一年只选一篇学生写的，所以我很受鼓舞。

记者：

这件事对您的少年时代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李致：

是。

我们是教会学校，我们的校刊只在每年校庆时出一刊。

之后，我又陆续在成都、重庆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

那时候年轻，主要是喜欢小说和诗歌。

我是十七岁时入的党，去年刚好是六十年党龄。

我从喜欢新文艺到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然后做地下工作……

记者：

您也经受了这么多运动和磨难，但您仍然能像巴老一样坚持说真话，这是非常难得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四人帮”

揪出来之后，许多人把许多罪行与错误都怪到别人身上，很少有人肯检讨自己。

但巴老就勇敢地从自己开刀，写出了《随想录》，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李致：

我在“文革”

中挨批斗是很多的，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小爬虫，我不服啊，我就在会上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他们见我不服就打我，因为拉着我做“喷气式”

，才没有把我打倒在地……

记者：

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完全不讲违心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巴金却勇于承认。

这是非常难，也是非常可贵的。

李致：

我刚才给你讲我自己，我有很多限制词，我也讲过违心的话，讲过假话，我特别限制在“文革”

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