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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五章 政与商（第3页）

宋闻贤低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开口道：“山西称表里山河，然其山多于百姓未必好事，如蒲州等地，种地无法供一家食用之需，其人无奈转向从商，仅蒲州一地远走经商者多达九成，广达全国，身家巨万者不少。

而晋商虽富，却一向远离朝堂之外。

真正山西商人影响朝政，便要从隆庆议和说起。”

陈新认真的听着，看到宋闻贤舔嘴唇，顺手给宋闻贤添上些茶水。

宋闻贤和相识很久，知道陈新不太讲究虚礼，也就拱拱手便表示谢过，然后接着讲。

“隆庆议和之前，俺答时常攻打边关，嘉靖二十九年曾兵围京师，我大明与俺答一直打来打去，宣大边市时开时断，是以虽有走私，却往往受制于兵灾。

隆庆四年，王崇古为宣大总督，俺答的把汉那吉突然叛逃至宣府，王崇古便以此为契机，开始与俺答谈判。

这王崇古大人或许不知，但他外侄便是后来的首辅张四维，当时还是吏部侍郎。

隆庆议和便以王崇古和张四维一系最为积极。”

“你意思是王崇古和张四维都是晋商代表？”

“正是，王崇古亲眷中为大商人者便有三人，其二姐便为张四维之母，张四维之妻亦是蒲州商人之家，张四维之二弟五弟妻室亦是蒲州人，家中亦是大商人，王崇古与张四维之子女，又与蒲州商人出身的兵部尚书杨博、陕西商家出身的大学士马自强联姻。

以这些复杂的联姻关联，大晋商与这两人多少都有关联。

到张居正的内阁，山西阳城商家出身的王国光取代了反对边贸的户部尚书张守直，由此朝中要职多为山西商人出身之官员把持，才外还有定国公徐文壁等人支持。

是以张家口从商者，远不止张家口堡本地之人，而是来自山西各地。

而其身后大多可见藩王、公卿、朝中大员、地方大员之影响，大人您说。

山西哪个边臣敢管理边口贸易，更别说这些人自己亦在其中牟利。”

陈新点点头道：“终究还是个利字。

为了这个利字，连转基因。

。

。

但隆庆议和对朝廷还是有些好处，至少不用每年和俺答干仗了，那张四维后来又如何？”

“张居正晚年乾纲独断，内阁为其一手把持，又推考成法将部权收于内阁，通过考成控制地方，由此与次辅张四维颇有对立，张居正刚一去世。

张四维便唆使山西大同盐商出身的御史李植弹劾冯保，以此为契机开始对张居正的批判。

知道张四维之父去世，因丁忧而失去权柄，由出身江南的申时行接替首辅之位，然后才是代表运河和江南商家的东林党把持。

不过张家口堡的边贸利润丰厚，这几十年下来，比万历年间与朝中的纠葛只多不少。”

陈新听完有些沉默，明代的商业发达，优越的家境让其中子弟更有条件读书科举。

朝堂中很多官吏实际是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国内的庞大市场本身便有巨大的利益，加上明初制度的天然缺陷，使得政府逐渐丧失对基层的控制。

规则的缺失，让这些商人贪得无厌。

张居正执政时期是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一个时期，关键不在一条鞭法。

而在与内阁控制下的考成法，中央通过强化巡抚巡按的权力。

来控制地方官厅。

使得内阁不光是参考地方的文薄来票拟，而是通过考成来监督地方。

这才是张居正死后会被大多数官员支持清算的原因。

张居正希望的是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而东林党因为大量利益在基层，提出所谓天下之公等等理论，李三才甚至提出新的君权论，名义上是为天下人争权力，大义煌煌，实际上争的是自己的商业和土地利益，总的来说是自下而上，不过这个天下只包括他们的群体，而非是天下百姓，东林党实际是商业和土地利益掌握话语权的体现，而商业和权力结合而成的垄断也让明末商人并无西方商业的进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