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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章（第1页）

我还记得发生“东陵事件”

时的悲忿心情，还记得向祖宗灵牌发过的报仇誓愿。

我这个自认的佛库伦后裔和复兴满族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运，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转，而且只能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

只是在声称扶持满族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

由八万变成二百四十万，这就是一个证据！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

和过去的“三格格”

、“五格格”

。

七叔这年是六十九岁，身体健壮，精神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

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

解放以后，他以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愉快之色。

他又告诉我，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

提到这些，他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

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

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

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

，但也有人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

的身份，放弃掉对我的迷信，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旧时代更感到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满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景况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

的。

最先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

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做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请他们为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

在北京，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以及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

我的堂兄溥亻斤（字雪斋，停亲王奕淙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

他当选为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一个区的政协，又是中国画院的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