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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第2页）

也值得担心，我这“皇帝”

又该如何呢？

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我都已经交代出来了。

我的情形可能跟老宪不同，他也许在考虑是不是交代，而我的问题只能是如何让检察人员相信，我早已就是认了罪的。

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

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

完全实现这个保证，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写到伪满末期，写到苏联对日本宣战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

那时我担心日本人在这紧张时机对我怀疑，把我踢开，总想着法儿取宠关东军。

在得到苏军宣战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没经任何人的指点，把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叫了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口头“敕令”

，命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攻。

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写？不写，这件事难保别人不知，写吧，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举动（那时吉冈正称病不露面），是否会引起检察人员的怀疑，不相信我是处处受着吉冈安直摆布的呢？如果检察人员发生了误会，我所交代的全部历史就变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后决定，不能写的太多，坏事少写一件不算什么，把这件事也算到吉冈安直的账上去吧。

写完了，我又考虑写得太少也不好。

于是我把能写的尽量写详细。

写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尽量地写检举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

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

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

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

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

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

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不可能的。

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

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格受到尊重。

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

我在这些念头的折磨下，过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看守员来通知我去谈话。

我被领进中央甬道里的一间屋子。

这间屋子大约有两丈见方。

当中有一张大书桌，桌前有个茶几，放着茶碗茶壶和烟灰碟。

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

他们示意，让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