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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第2页）

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

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

吉冈这时说是要“照料”

，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

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候着，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但是在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之后，再不那么热情了，他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

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

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谭玉龄便死了。

不由我不奇怪，为什么吉冈在治疗的时候，找医生谈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为什么谈过话之后，医生的态度便变了呢？

我刚听到了她的死讯，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

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的这样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

在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

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

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

谭玉龄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些。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联想到，即使不是吉冈使了什么坏，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的。

谭玉龄刚死，吉冈就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挑选。

我拒绝了。

我说谭玉龄遗体未寒，无心谈这类事。

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

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从事，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兴趣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

但这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

不想这个“御用挂”

，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死皮赖脸，天天纠缠。

我怕惹恼他，又不好完全封口。

后来，也许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又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学生的相片。

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

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

决定后，我向吉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