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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第3页）

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有的机器。

我没有找到什么机器，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

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不能否定，于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懂得的事就比“凌升事件”

告诉我的更多了。

我再不跟任何外来人说真心话，我对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

事实上，自从我访日回来发表讲演之后，主动来见的人即逐渐减少，到德王会见之后，更近于绝迹。

到了一九三七年，关东军更想出了一个新规矩，即每逢我接见外人，须由“帝室御用挂”

在旁侍立。

进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紧张。

在“七七”

事变前这半年间，日本加紧了准备工作。

为了巩固它的后方基地的统治，对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进行了全面的镇压。

一月四日，以“满洲国皇帝敕令”

颁行了“满洲帝国刑法”

，接着便开始了“大检举”

、“大讨伐”

，实行了“保甲连坐法”

，“强化协和会”

，修“警备道”

，建“碉堡”

，归屯并村。

日本这次调来大量队伍，用大约二十个日本师团的兵力来对付拥有四万五千余人的抗日联军。

与此同时，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国会会员，搜捕一切被认做“不稳”

的人。

这一场“大检举”

与“大讨伐”

，效果并不理想，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夸耀了“皇军”

威力和“赫赫战果”

之后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规模调兵遣将（后来知道是七十万日军和三十万伪军），举行了新“讨伐”

，同时据我的亲信、警卫处长佟济煦告诉我，各地经常有人失踪，好像反满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