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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老爷子，屋里有人哪！

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

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

只有乳母告诉过我，别人和我同样是人。

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也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的皮肉被铅弹打了会一样的痛。

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

、“庶民”

。

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的朴素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同我一样是人的道理。

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

我九岁那年，太妃们背着我把她赶出去了。

那时我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嫫嫫”

，但任我怎么哭闹，太妃也没有给我把她找回来。

现在看来，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

的人。

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

的话，这点“人性”

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尽了。

我结婚之后，派人找到了她，有时接她来住些日子。

在伪满后期，我把她接到长春，供养到我离开东北。

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索要过什么。

她性情温和，跟任何人都没发生过争吵，端正的脸上总带些笑容。

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

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

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

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常常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的天空或者墙上的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关于她的身世、来历，她从来没有说过。

直到我被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

的人，经受过“大清朝”

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光绪十三年（1887），她出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

那时她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

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

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

她们一家不得不外出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