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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各时期游牧方式探讨（第7页）

实行‘各有分地‘，分区放牧是诸草原民族的通行作法，《辽史。

营卫志》载：‘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

至涅里始置部族，各有分地。

‘‘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

‘《明史纪事本末》载：卫拉特蒙古‘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地皆有分地，不相乱。

1j‘在诸草原民族‘各有分地‘。

分区放牧的游牧历程中，辽王朝的建立者一一契丹人的情况值得一述。

契丹民族的部族很多，依据《辽史》以及其它相关文献记载，契丹民族的主要部落基本沿西拉木伦河干流一线，分布在上京道各州府境内。

而被征服、被俘虏的北边其它民族经改编后形成的‘新八部‘部落，多在契丹八部外围游牧。

从圣宗开始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辽赢得了南境太平与北宋大量赔款，在增加了经济实力的同时，将军事经营的重点转向稳定内部各民族及北疆的安定。

圣宗时期的三十四部族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军事背景下形成的，除以奚人为人口来源的部落外，他们主要分布在‘新八部‘外围，更接近边疆地带2j。

无论契丹人、奚人还是其它民族均依各有分地的原则，实行分区放牧。

13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也记述了蒙古人分地的情况，他说：蒙古人‘把粟特划分为许多牧区，粟特是一片辽阔的地区，自多淄河向东延伸，直至日出之处。

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下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冬夏春秋四季到哪里去放牧他们的牛、羊。

‘同时期另一位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发现‘捏培尔河西岸，阔连察在此放牧；在河的东岸，平原之上，是马兀赤游牧的地方。

第二条河是董河，这条河沿岸是一位名叫哈尔班的王公游牧的地方。

第三条河是窝勒伽河，这是一条很大的河，这条河沿岸是拔都游牧之地。

第四条河称为扎牙黑河，河的沿岸是两个千夫长游牧之地，一个千夫长在西岸，另一个在东岸。

所有这些入冬季就向海边来。

夏季则沿着这些河向北到山上去。

3j‘

中国历史上清以前的历代王朝中，草原民族实行各有分地的范围界线多带有习惯性，而且分地也没有严格界线，因此跨出分地游牧的现象屡见不鲜。

《辽史》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圣宗时期部分归附辽的党项部落叛辽离开辽境，辽将未叛离的党项曷党、乌迷两部迁至叛离者原来的营地，不久这两部党项竟也出现脱离辽境西迁的事情，当辽当局为此事责难他们的时候，他们以‘逐水草‘为由回答了辽人的责难4j。

由此可见草原民族因逐水草而脱离原来的放牧地，进入其它区域是常有的事，这不仅是党项人策略上的托词，也是游牧过程的实际需要。

清代以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民族，牧场传统的‘各有分地‘出现了新的变化。

自清太祖时期随着满洲人对蒙古人作战的节节胜利，蒙古各部或降、或朝，纷纷归附清朝，至太宗崇德初年，内蒙古几乎全部归附清朝5j。

清将部分蒙古人依满洲八旗之制，编成蒙古各旗，并同时划定地界、指定牧场、编组户口，确定了各旗的放牧范围，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管理方法。

清以前各草原民族部落间的‘分地‘虽也以山地、河流、沼泽等作为界线，区分彼此，但‘分地‘与‘分地‘之间的界线始终不是绝对的，进入清朝，传统的不明确的‘分地‘边界变得严密而明确。

清人张穆所著《蒙古游牧纪》对此就有详细记载，如：‘科尔沁部在喜峰口东北八百七十里，至京师千二百八十里。

东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一百里．东至扎赉特旗界，西至扎鲁特旗界，南至盛京边墙界，北至索伦界。

‘科尔沁部所属下辖六旗，其中科尔沁右翼中旗‘牧地当哈古勒河、阿鲁坤都伦河合流之北岸，东至那哈太山，南至察罕莽哈，西至塔勒布拉克，北至巴音和硕，东南至巴朗济喇坡，西南至格伦哈古沁城，东北至木勒推山，西北至博罗霍吉尔山‘1k。

不仅旗与旗之间规定了明确的界线，各苏木牧场间也有界线性的标志。

前文已述，清初即在蒙古各部中建立了旗，旗的建立基础是牛录，蒙古文中牛录为苏木，苏水多为血缘集团，不但有公共牧场，而且牧场间存有标志。

《蒙古及蒙古人》载道，萨伊特王旗内有两个察哈尔苏木，西苏木牧场之间以塔斯山为界，东边是宗察哈尔苏木牧地，西边是巴隆察哈尔苏木牧地2k。

为了限制蒙古部落的发展，清政府不但划定了严密的旗界，而且严禁越界游牧，违者严惩。

如《大清会典事例》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外藩蒙古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扎萨克、贝勒、贝子、公七匹，台吉五匹，庶人罚牛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