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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2页）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

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　　　　　　　　　　　　　　　※　　　　　　　　　　　　　　　　　※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

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配。

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

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

，或称“拴婚”

。

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

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

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

她确信唯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逼她归政。

庆王奕劻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

李鸿章的恤典特厚，奕劻的大见宠信，都由于有这么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看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

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

※　　　　　　　　　　　　　　　※　　　　　　　　　　　　　　　　　※醇贤王奕譞的嫡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生过四男一女，只留下一个老二，就是当今的皇帝。

皇帝共有三个异母弟弟，排行第五、第六、第七，都是醇贤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出。

老五名叫载沣，生在光绪九年，八岁袭爵，都叫他“小醇王”

。

义和团入京，德国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算是受害最重，所以由瓦德西当联军统帅，瓦德西到京不久，就提出要求，应该派亲王为专使，到柏林向德皇谢罪，而且指名要求，以十八岁的小醇王载沣，充任专使。

于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明颁上谕：“醇亲王载沣着授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

又派上书房师傅，为载沣授读的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以及德国话说得跟柏林的土著一样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携带国书礼物，在五月底由上海坐德国船放洋。

到了柏林，载沣打回来一个电报，说德国外交部致送照会，要求专使以跪拜礼觐见德皇。

军机上奏，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原来客使跪觐，以前一直是大清朝与列国交往的一大争端。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所遣通商专使伯爵马戛尔尼，双膝着地见高宗，洋人引为奇耻大辱，而中土则以为“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

，是件最得意之事。

从此以后，嘉、道、咸三帝，都因为洋人不肯行拜跪礼，拒见外使。

直到同治年间，迫于情势，才作了让步，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多次磋商，用五鞠躬礼觐见穆宗于西苑紫光阁，在各国已认为格外尊礼，而朝廷还觉得过于委屈。

如今以洋人所绝不愿行的“野蛮”

礼节，强加之于中国皇帝的胞弟，明明是故意折辱，倘不力争，何以见祖宗于地下，更有何面目再见臣下。

为此，函电交驰，极力磋商，结果总算免行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