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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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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对此不服气，在《宣汉篇》里说，“圣主治世，期于平安，不须祥瑞。”

单独来讲，王充说的是对的，但他这么说的目的，只是力证当代为太平盛世，“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

王充竭力说明汉代比周代隆盛，尽而上拟尧舜之世，也没什么不如，甚至，“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迴绝无劫夺之奸，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四十岁以上的读者，听到这几句，或许觉得耳熟。

三十一年前，曾有一篇《歌德与缺德》的名文，引起很热烈的争论。

文中有名言云：“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

—当然，这并不是从《论衡》里化来的，只是古今谀时颂圣之作，说来说去，总不出那么几句。

秦代时间太短，大一统的形成，说起来还是在汉代。

前汉的读书人，对此并不舒服。

远事不说，近在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士人或秦或楚，或宦或否，颇有余裕，而在“野无遗贤”

的汉代，一人决定一切，如东方朔所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而且无处躲无处藏，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到了后汉，习惯成舒服。

比较一下《史记》和《汉书》，最大的不同，是司马迁还没有改造好，班氏父子则已改造得差不多了。

王充改造得更好，认为臣子当褒君父，天经地义。

他起初的心思，颇求上进，写《宣汉》诸篇，也是希图传到皇帝眼里，皇帝一高兴，召他“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

，妙不可言。

可惜他一生蹭蹬，养了一肚子气，却是向着他的竞争对手，当代儒生的。

对皇家，他从来没一点怨言。

现代读者，读《论衡》中那些褒功颂德的文字，觉得也平常，是因为我们见得太多了。

在古代，这样津津有味地颂圣，王充是开风气的人。

《论衡》书中，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的地方，比比皆是。

王充是有思想有学问的人，但拿学术来保护皇权，实为一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