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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儒家是很了不起的，但若和他们发生辩论，一定十分痛苦，因为他们既没有、也没有习惯去遵守简单的逻辑准则。

《墨经》一再强调，不同的事情，不能放在一起类比，比如，我们会说夜晚长，也说树木长，也说智多，也说米多，难道就可以去比较“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

？出于辩论的需要，逻辑学在墨家中发展起来，然而，遗憾的是，墨家的逻辑，说服不了那些不讲逻辑的人，只令自己在与对方辩论时加倍的不愉快。

这样一个富有生气的学派，在中国两次大一统完成之间，也便是秦始皇到汉武帝的两百年里，消失了。

《墨子》也从读书人的架上消失了，本来，它有可能彻底失传的，幸有道家，误把墨子拉入自家阵营。

即使如此，一千多年里，没几个人读过《墨子》，没一个人读得懂《墨经》。

唐朝的韩愈是读过的，但一看他写的读后感，我们便知道，他完全不明白《墨子》的要义。

便是这样，俞樾还夸赞说“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

因为别人还不如韩愈。

二十世纪，风气又变。

一本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书，忽然被拿出来证明我们对好多事情都“古已有之”

，—仍然是“万物皆备于我”

的态度。

《墨经》中一些已不可解的地方，也被强解了，如“儇”

条，说的什么意思，谁知道呀，现在已被解释为切线定理了。

科学不热墨学热，是墨家的幸，还是不幸呢？这是无法断言的；所敢于断言者，是抛弃者若装得像没事人一样，当属脸皮太厚。

当此之时，不读《墨子》，乃是对墨子最好的纪念。

不读《庄子》

把庄子和老子划归一派，是汉代文、景之后的事。

有点奇怪的是，司马迁也随着大流，说庄子的思想本于老子，以攻击儒墨为长，—以司马迁的遭遇，读庄子，正该感慨万千，引为先声，何以有此论呢？

先秦诸子，若从立场来分，有两大派。

两派的共同点，是对社会现实不满，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自己不舒服，别人也不舒服，滔滔者天下皆是。

不同点，是一派，要用自己的纲领改造社会，所谓狂者进取，如孔、墨，以及后来的名法之士，都是这样。

另一派，更多着眼于个人感受，厌恶权力本身，所以对前者的社会理论，打心眼里不信任，觉得那只是将恶改良，至多是将凶恶的权力，换成好一点的，何况—如为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老子，实际上是第一派的。

他对个人处境的论述，启发了庄子，但两个人的旨归，毕竟不同。

在庄子，改造社会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本身，便是个人的对头，至于政治，“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一涉足便成大恨，躲还躲不及呢。

一个人，处在他不满意的社会环境中，何去何从，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

是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洁，远离是非，还是跳到浑水里，想让大舟转向？是单骑独行，不以事功为期，还是招良聚莠，以恶抗恶？个人的力量极为渺小，集体又污浊，何弃何取？一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无限度，这限度又在哪里？圆满的无趣，与破损的生动，哪个更值得争取，人生的意义，有无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