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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所以古代的皇帝会感叹壮志难酬，余生也早，没有赶上未来的盛世。

我经常批评古代的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觉得唐宋元明人的日子，就没法儿过了。

古代的生活是艰苦的、不公平的，个人的权利，更是受到无数干涉，好在那时的干涉，是粗糙的，虽然惹不起，偶尔还躲得起。

握有权力的乡绅和官员，其大多数，多少还知道一些节制，这种节制来自他受的教育，也来自他的远比今天广泛的社会联系。

何况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

读《左传》，最令人向往的，是春秋人的气质，强健而温和，直率而雍容，子夏之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

春秋时代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没有人向往的；但春秋时的人，今天，也许你能找到那样的朋友，但不太能找到那样的敌人了。

或形容春秋人的气质为“高贵”

。

我倾向于不这么说。

“高贵”

现在已经是商标了，一成商标，就要大量生产，卖将出去，高虽未必，贵是一定的。

而春秋人相反，高尚是有一点的，贵则未必，我们看《左传》里的平民，也沉着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些余裕，这不仅令人想到，春秋时虽有严重的压迫，方向却单一，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使人成为浑圆的国民。

不读公羊

《春秋》三传，我们最熟悉的是《左传》，另两部，《公羊传》和《榖梁传》，名气小一些。

但要论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公羊传》实高于《左传》。

《左传》是历史书，《公羊传》则是儒生为汉代定制的政治学。

秦末造反的诸强，以兴灭继绝为号召，等抢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从前的话头。

在刘氏，本无什么不好意思，在与皇权合作的儒生，略有几分理论上的尴尬。

按公羊学说，孔子对周并无信心或兴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为后王立法。

这叫“以春秋当新王”

，是公羊学的一大要旨，纬书里有更生动的描述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如此说来，汉朝代秦自立，应了孔子的预言，理直气壮。

儒生与皇帝之间，如同狐狸与狮子的合作。

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驯化了狮子—或多或少，狮子得意的，是能让狐狸来为它管理草原，至于其间各自的得失，也是笔糊涂账。

若凭孔子的学说，这种合作根本无法形成，—起孔子于地下，遇见秦汉式的皇帝，互相都不会买账。

公羊学说的第一位大师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这种新儒学，同孔子的古典儒学，其实只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学派，更亲近些。

皇权和儒家的正式缔约，粗略地说，签字人便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学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