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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2页）

任喻想了想，“比如说，三年前在日本，我跟踪了一个社会案件。

有个女大学生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被当街刺杀，警察一开始公布的信息说，这个女孩在遇袭时浑身奢侈品，导致后来媒体报道的时候将案件定性为痴迷名牌的女大学生遭遇情杀，当时整个舆论都在攻击受害者不检点，可想而知，有些话说得很难听。”

“非常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

方应理仿佛见惯不惯地评价，然后又问，“那凶手找到了吗？”

“其实凶案发生后，受害者的家人几乎立刻认定嫌疑人就是受害者的前男友，但杀人现场的目击和这位前男友的特征完全不同，所以警方只能暂时排除他的嫌疑。”

任喻说，“我当时有个朋友就是日本警察，人还蛮不错的，我就跟他打探消息，可他让我别管这件事。

我开始觉得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后来我在嫌疑人的店面盯梢了一个月，拍到一张他和另一个男人交谈的照片，而那个男人当天就出现在杀人现场。”

尽管在开车也不影响方应理脑子转得快：“是买凶杀人？”

“对。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前男友患有强烈的偏执症，简单说就是具有暴力倾向，他不仅跟踪过受害者，还散发过诽谤受害者私生活的传单，受害者分手未果，受到多次暴力对待，并且和家人一起报过三次警，可每一次都没能立案，得到警察的保护。”

“女孩的父母只能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晚上减少出门来保护自己的女儿。

他们做了能够做的一切。

但最后事发却是在光天化日下的街头。”

“可以想象女孩在死前有多绝望，而父母又是怎样的心情。”

“这是日本警方的渎职。”

方应理神色微凛。

“对，并且将污水泼到受害者身上。”

任喻说，“后来我将收集到的线索交给警方，我说你们不承认的话，我就自己找渠道曝光。

也因为舆论的关注，他们后来很快抓捕了嫌犯，并且为渎职而公开道歉。”

“很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去问那个警察朋友到底知不知情，为什么没有站出来维护受害者。”

“他怎么说？”

“他说，前期警方只是公布推断的结果，而媒体对此大肆宣扬、歪曲事实，本身并不是警方的责任。

至于之前接到报案而拒绝立案，也是因为没有造成实质伤害，更没有立案的法律依据，完全是合乎程序的。”

“面对一条人命，他谈论的却是冷冰冰的程序，在推卸责任，我认为这是一种精致利己。”

任喻将车窗摁下一道缝隙，呼出一口气之后才继续说道，“当然，他可以有他的观点，只是我不再和他来往了。”

“受害者父亲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的女儿死了三次，第一次死于凶手，第二次死于警方，第三次死于媒体。

所以在这件事里，你会发现，明明代表正义的媒体和警方在做错误的事，而我认为非常不错的朋友，却在为他的立场而狡辩。”

“他们不再是一个个白色的平面，而是立体的魔方，有的面代表道德，有的面代表利益，有的面代表善，有的面代表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