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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答读者问（第2页）

课本上又读到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和蒋光慈的诗。

进了中学，我看得最多的是艾青的诗，并且能背诵一些，读艾青的诗的时候，自己也经常有写作的冲动。

我还反复地读过郭沫若的《女神》以及戴望舒、徐志摩的诗。

郭小川、贺敬之、公刘、沙白这些诗人的有一些诗都曾经激动过我，都给了我写作的营养。

艾青当“右派”

后，他的作品借不到了，而且我也相信他是“右派”

、是“坏人”

，便不看他的诗了。

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文化革命”

，我读得最多的是郭小川的诗。

他的激情，他的构思以及诗中的声韵、节奏，都使我倾倒过。

我在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小川同志还专门找到我谈了半天诗，我永远怀念这位已经不在人间却在我们心上的老师。

1976年以后，我又能读到艾青的诗了，并且能经常地听到他的教诲，埋没了多少年以后，他的诗与他的心都没有死亡，相反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艾青的关于写诗要有形象思维，并要从形象着手的诗歌理论对我影响是最大的。

这几年来，至少在我，是在这位诗心不老的前辈的带领下，走过来的。

我崇敬这些长辈，然而，我仍在探索自己的路。

有了他们的实践，我们便有了更多的经验和借鉴，但，创作是不能沿袭也不能代替的。

艾青说得好；有自己风格的诗才能算是好诗。

你从最早写民歌体到现在写自由诗，能不能说你对民歌体持否定态度了？

答。

我是从旧体诗开始认识诗，爱好诗的。

以后又读了不少民歌——大跃进时我正在读初中，学校规定每人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所以，我最早发表的诗确实是民歌体的，比较整齐，讲究节奏，也注意生活气息。

我至今也不否定民歌体，我认为一个诗人用什么体裁写诗那是应该有自由的。

只有自由地选择，才能自由地创造。

我现在是不以民歌体来写诗了，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有一些作品里仍有民歌体的痕迹，我仍然比较注意节奏和音韵，应该说那是旧体诗和民歌给我的影响。

但，我从写作实践中又体会到，民歌体——如果我们是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说民歌体，亦即是整齐的五言、或七言诗的话，那么还是有束缚思想的弊病的。

感情无法奔泻，也难于细细地描绘形象，更无法写出诗的散文美。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新诗本身也一定会在将来有多种新的形式出现的。

民歌体似乎也面临着需要改革、前进，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生活的问题。

将来的诗是什么样的呢？会不会产生新的格律诗？

答：不知道。

我们大家去写好现在的诗，那么这就是将来的一部分财富。

但，从根本上讲，将来的诗是由将来的诗人去创造的，我们既然无法包办，便也无法预测。

新的格律诗从闻一多先生提倡起，五十年代也有人热心倡导过，至今我还没看见一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的格律诗，可见也实在不好做。

将来有没有？我无法说。

但，在现在，我是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