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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破家，五年破国，快不快当？

某种意义上，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诡谲笑话之一了——加强行政体系有问题么？当然没有问题了！

生产力愈加发展，就越需要有高效、强劲、可靠的社会机构出面组织生产、整顿市场、研发技术，生产剩余被源源不断的抽取上来，投入到机械及技术的开拓之中，于是新生产力随之扩张，整个社会由此而进步；这就是后世产业革命、技术升级的逻辑。

这也是愈到后世，对王荆公新法评价愈高的缘由——大家开拓眼界了，大家吃过见过了，所以终于可以明白先行者的眼光。

但是，强劲的机构必须要有同样强劲的首脑来统御，而世袭的皇帝又实在没办法胜任这个职能；于是事物走向了他的反面，原本隐约昭显了未来曙光的崭新制度，反而成了追魂索命的毒药，这大概就是王荆公九泉之下，梦寐不能及的变故了。

“所以，你要提醒他，绝不能采取赵宋的制度？”

“绝不能采取赵宋的制度，那就只能走朱洪武的路了。”

穆祺道：“而朱洪武的路嘛……”

朱洪武惩于赵宋之失，在治理上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严禁国家力量下乡扰民，完全寄希望于地方的“乡人自治”

，最大限度遏制住了皇权的破坏力。

这一招的效用确实显著，毕竟带明的恶劣皇帝绝不逊色于带宋，但整体上并没有搞出道君这样能够使王朝猝死的狠活；可这一招的副作用同样也显著——要是没有张居正拼死拼活的裱糊，以带明那个破烂财政，恐怕撑不到两百年恐怕就该彻底破产了。

管得细了也不行，管得粗了也不行。

要是换一个古人来到现场，大概又会放声感慨，天下之事，总是宽亦误，严亦误；永远没有万全。

但作为现代人，穆祺和苏莫其实都很明白这个矛盾的根本缘由。

从来没有什么宽严皆误，如果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讲，那胜负早已判明；王荆公的变法思路，无疑才是更正确、更进步、更符合未来的那一个；而他的恶性bug，其实也有且仅有一个：皇帝。

王安石在思想上的探索其实是成功的，他顺利摸到了旧制度的边界，甚至猜到了新制度的脉络，只不过这个新制度当中，已经完全没有专制君主的位置了。

而强行为皇帝制度续命的结果，就是扭曲系统、降低效率，直到将整个民族都拖入万丈深渊为止。

说白了，到赵宋为止，皇帝制度真的已经完全失去生命力了；以至于任何新制度的探索，都不能不直接冲击皇帝本身；于是后世的君主为了保住权力，就只有一日一日的僵化保守下去，拒绝作出任何改变。

道君的惨叫越发凄厉了，两只眼睛似乎也翻了上来，看起来愈发的狰狞恐怖；而苏莫默默无言，只是转过头去，眺望已经擦黑的窗外。

显然，如果还有任何一个人对皇帝制度抱有幻想，那他看一看现在这样荒谬绝伦的场景，就应该能体会到君主这个位置绝对的荒诞——说实话，如果没有皇帝制度，那徽宗充其量也就是个轻佻浮躁、喜好奢侈、反复无常的顶级艺术家而已；而作为一个顶级艺术家，这些性格其实都完全是可以包容的缺陷，那么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声名，恐怕要远远的好于今日。

而现在呢？一个王朝毁掉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毁掉了，千百万人的性命毁掉了，自中唐以来刚刚照见曙光的制度探索，也要全部毁掉了——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要为一顶虚无的皇冠陪葬而已。

苏莫叹了口气。

“等这里的事了了。”

他道：“如果你还想让刘先生见识见识皇帝制度的恶劣之处，那么可以带他去看一看外面的汴京城；设身处地，才更有体会。

另外，汴京的夜市是出了名的繁华热闹，你们也可以抽空去逛一逛，毕竟战火一起，恐怕……”

战火一起，此东京梦华，终为绝响。

穆祺点一点头，却又微有惊愕：

“你不下令宵禁么？”

“后天再下令。”

苏莫面无表情道：“至于今明两夜嘛，则是最后的安排时间，我会把金军渡河的消息通知给上层的官员，让他们尽快跑路，然后疏散一部分老弱，节省一下粮食。”

因为道君皇帝的严密封锁（主要是怕人和自己抢了逃生的路），除了上层寥寥可数的几人之外，朝廷对金军的动向至今还一无所知，直到兵临城下，才仓皇反应过来。

于是许多高官躲闪不及，居然一齐被封到了城里，而之后的事实则证明，把这些人留在城中，简直是政治上最恐怖、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被封在一起的类人群星们彼此养蛊，制造出的绝对是天字第一号的大粪坑。

这么说吧，靖康年间朝廷政治混乱到近乎于崩溃的地步，没有办法执行任何一个决策；而这样的混乱，一半源于徽宗钦宗父子夺权，另一半则要归功于底下大臣近乎疯狂的撕咬；越到绝境，越要争斗；越是争斗，越到绝境。

于是恶性循环，不断扩张，区区一年之中，汴京内便换了十几个宰相，政治洗牌的效率高到连崇祯皇帝都自愧弗如的地步——二圣最终的结局，当然也就不难预料了。

所以，与其让这些蛆留在城中，继续发烂、发臭，还不如想办法把他们统统驱赶出去。

每赶走一个，城防的压力就少上一分；如果能通通赶走，甚至设法在路上解决掉一些，那简直就是汴京——不，天下百姓莫大的福音，抗金战线上伟大的战绩，搞不好还能一举扭转对金战局呢。

“我大概今晚就会通知这些高官，他们肯定会当日就走，一点都不敢耽搁。”

苏莫告诉他：“从汴京城南下，多半只能取道亳州；这些人身家都很殷厚，还是很有些底子的。”

前几句话还可以理解，后几句话就实在有些不像样了。

穆祺愣了一愣，有些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