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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2页）

这种请安方式，是满民族的古老习俗，但是福海二哥把它艺术化了，几个动作连贯、和谐而又自然，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敏、灵活和待人接物周到、大方的性格特征。

同是待人接物，大姐则遵循着另一套规矩与方式：

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

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

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

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

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

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妇女们的这类规矩，不独满族有，汉族亦然，它是封建家法关系的一种反映。

由于自幼的薰陶，大姐把这类规矩的运用也艺术化了，所不同的是，福海二哥的请安动作瞬息即可做完，大姐坚持这个规矩，却要付出相当痛苦的代价，她的腿经常浮肿就是证明。

所以说这一段描写，不光介绍了一种古老的封建习俗，而且表现了大姐温良、顺从、贤慧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类似的例子，在《正红旗下》中是很多的，譬如通过祭灶时放鞭炮以及放鸽子、蹓鸟、玩蝈蝈的描写，表现大姐公公和大姐夫以吃喝玩乐为荣的空虚、腐朽的精神状态;通过对大姐婆家雕花大佛龛的气派以及供品的铺张的勾画，表现大姐婆婆&ldo;虚张声势&rdo;、&ldo;瞎唬事&rdo;的性格;通过母亲领来饷银之后盘腿坐在炕上作经济预算的描写，表现母亲的精细、节俭与负债造成的精神痛苦等等。

这些地方，都是结合着风俗画的描绘刻划人物的，这不仅使人物性格表现得更加情态逼真，生动传神，而且显示了人物性格所应具备的特定的历史内容。

风俗画描绘，还能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

洗三时，亲友们的&ldo;添盆&rdo;，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后来，又用姜片艾团灸&ldo;我&rdo;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用一块青布沾清茶，用力擦&ldo;我&rdo;的牙床，最后，用一根大葱打&ldo;我&rdo;三下，口中念道：&ldo;一打聪明，二打伶俐!&rdo;这些描写，烘托了&ldo;洗三&rdo;仪式的喜庆气氛，构成了一种亲切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能够使读者自然地进入作家所描绘的生活中去，获得美的艺术享受。

《正红旗下》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除了风俗画的描绘所显示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之外，在人物刻划、结构布局、语言艺术等方面，都保持了老舍一贯的艺术风格，把老舍的小说艺术，推向了高峰。

作为老舍四十年文学创作的压卷之作，它的确具有真正的扛鼎之力，它必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永远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第二十二章　历史悲剧的前前后后（一九六二‐‐一九六六）

太平湖西岸的一个深夜

由于&ldo;大跃进&rdo;和&ldo;反右倾&rdo;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的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党中央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采取了&ldo;调整、巩固、充实、提高&rdo;的方针，同时，党的文艺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一九六一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就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会议。

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老舍参加了这些会议，从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中，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动笔的。

在广州会议上，老舍以《戏剧语言》为题，作了长篇发言。

这篇发言不光精辟地论述了戏剧语言问题，充满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觉察到老舍当时的兴奋心情。

他在发言中说：&ldo;朋友们，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语言，以今日的关汉卿、王实甫自许，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使语言艺术发出异彩!&rdo;老舍熟悉旧北京的生活，他心中蓄存着很多这方面的题材，他意识到，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他写熟悉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他不光要完成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还准备写一部题为《康熙》的话剧，在舞台上重现清朝这位最开明的君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