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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9页）

[26]《渑水燕谈录》卷9《事志》。

[27]《蜀梼杌校笺·蜀梼杌自序》。

[28]李顺淳化四年攻陷成都，系甲午年，因此宋人称“李顺之变”

为“甲午之乱”

。

[29]《成都文类》卷22《序一·送张安道赴成都序（张俞）》。

[30]《成都文类》卷29《记·颁诏厅记（张俞）》。

[31]参看祝尚书：《北宋西蜀隐逸诗人张俞考论》，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主办《蜀学》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31－140页。

[32]《宋史》卷293《张咏传》。

[33]《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34]韩琦：《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五、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孟昶的形象出现了由不同走向相同的趋势。南宋时期开始流传的各种重要史籍，诸如蜀人（县籍不详）李攸《宋朝事实》、眉山（或作青神，今属四川）王称《东都事略》、丹棱（今属四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眉山（或作丹棱）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莆田（今属福建）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晋江（今属福建）吕中《宋大事记讲义》等等，无论出自蜀地士人或其他地区人士之手，均依据官修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有揭露孟昶荒淫的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述。至于其缘故，固然不是单一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无疑是传统时代当局控制舆论，正统文化体现统治者意志，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谎言重复千遍尚有可能变为“真理”

，见于官修《国史》的记载时间一久自然成为“史实”

。于是，孟昶的形象终于趋同，他的昏君形象就这样被“层累地造成”

，并压倒其明君形象。在促成孟昶形象趋同的各种原因当中，下面两条应当指出。

第一，朝廷对蜀政策的调整。这些措施包括增加蜀地解额、准许蜀人官蜀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派遣廉吏入蜀。这一举措始于宋太宗、真宗时，两度派遣朝廷要员张咏出知益州。此人素有廉吏之称，他的格言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

[①]张咏治蜀的主要举措有减轻民众负担，严惩贪官污吏，缓和社会矛盾。[②]张咏入蜀仅仅是廉吏治蜀的开端。北宋中期，一批廉吏相继入蜀，诸如韩亿、文彦博、韩琦、张方平、吕大防等等。其中，有“铁面御史”

之称的赵抃四度入蜀，并在宋英宗、宋神宗时两知成都府。与张咏相比，赵抃更亲民。他宽民力，不妄杀，深入穷城小邑，贴近普通民众，“以宽治蜀，蜀人安之。”

[③]这批治蜀廉吏无不关心民众疾苦，他们受到蜀地民众拥戴。如张咏在蜀“凡一令之下，人情无不慰惬。”

他再知益州，“蜀民闻之，皆鼓舞相庆。”

[④]他后来去世，“蜀人闻之，皆罢市，号恸。”

[⑤]至于赵抃治蜀，在史籍中“蜀民歌之”

、[⑥]“蜀民大悦”

、[⑦]“蜀人安其政”

、[⑧]“蜀人素爱抃”

[⑨]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这批封疆大吏在蜀人心中的威望大有超过孟昶这位“偏霸之君”

之势。治蜀廉吏深受蜀人欢迎意味着朝廷在蜀形象的改变，蜀地民众对朝廷的态度由对立逐渐演变为认同。北宋中期以后，宋朝在蜀地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逐渐超过后蜀。而孟昶的形象也相应由明君逐渐演变为昏君。

第二，蜀地局势的好转。经过张咏两度治蜀，宋真宗以后，蜀地趋于稳定。史称：“蜀始复大治。”

[⑩]据不完全统计，蜀地北宋前期58年中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民变、兵变达17次之多，而北宋中期69年间仅4次而已，并且规模较小。北宋中期，蜀地又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繁荣。宋仁宗宣称：“益部民物繁富。”

[11]嘉祐年间中进士的成都籍士人吕陶讲到其家乡的繁荣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衍物阜，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

[12]足见这时西蜀地区经济在全国所占地位之高。而在西蜀地区，成都又尤其富庶。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的华阳（即今四川成都）籍士人范百禄指出：“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

[13]《石林燕语》也称：“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

[14]北宋中期蜀地及成都的繁荣、富庶，已远非后蜀时期可比。如果说宋初蜀人不免怀念富庶、繁荣的孟昶时代，那么这种怀旧情绪至此已经淡化乃至消褪。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称孟昶为昏君。然而北宋前期出自蜀地民众之口的口述资料和出自蜀地士人之手的文献资料毕竟部分流传下来。清康熙年间，仁和（即今浙江杭州）籍士人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时，接触到有关孟昶形象的两种不同记载，而他本人与后蜀、与北宋、与蜀地均无感情上的纠葛和恩怨。吴任臣便指出，孟昶前期“孜孜求治，与民休息，”

，后期“用匪其人，坐致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