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2页）

诸如此类的描述，其目的无非在于表明孟昶“不亡何待”

，宋朝攻打后蜀是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

第三，如果说《新五代史》虽然反映官方立场，但毕竟是私人著述，那么薛居正《旧五代史》则属于标准的官修正史，其成书年代又早于《两朝国史》。史载，开宝六年（973）四月“戊申，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

七年闰十月“甲子，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

[12]需要补充的是，薛居正在开宝六年九月，由参知政事升任同平章事。然而经查在《旧五代史》中居然无孟昶七宝溺器一事。至于其原因，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实录，对于十国史事记述很简略。二是现存《旧五代史》并非其原貌，此事被遗漏。三是所谓七宝溺器最初并无此说，是稍后才被“层累地造成”

的。果真如此，其真实性则更令人置疑。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宋代《国史》的目标是一致的，均一味贬损后蜀。如《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显德二年（955）五月载，“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

《旧五代史》的作者竭力歌颂北攻灭后蜀的战争：“及皇上（指宋太祖）之平蜀也，煦之以尧日，和之以舜风，故比户之民，悦而从化。”

[13]其语言十分夸张，甚至将宋太祖与尧、舜相提并论。

第四，与宋代《国史》等朝廷官方或半官方著述不同，北宋蜀籍士人张唐英《蜀梼杌》、句延庆《锦里耆旧传》等私人著述并无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载。《蜀梼杌》是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完稿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写定于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

[14]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自是情理中事。王文才先生进一步指出：《蜀梼杌》“非专赖二书”

，“多据蜀史，故与中原载籍，时有出入。复核其书，于蜀中官书私史外，更博采前代杂史，小说诗文。”

[15]可见，此书取材范围广泛，包括蜀中私史以及蜀地民间口述资料。而这些资料难免体现蜀地民众的情感与意愿。《锦里耆旧传》成书早于《蜀梼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传记类》称：“开宝三年（970），秘书丞刘蔚知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得此传，其词芜秽，请（句）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乱记》。”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书中于后蜀主多所称美，疑出蜀人之词。孟昶时有校书郎、华阳（即今四川成都）句中正者，后入宋为屯田郎中延庆疑即其族。”

[16]朱彝尊《曝书亭集·续锦里耆旧传跋》进而断言：“延庆，字昌裔，成都人。”

[17]《锦里耆旧传》确实“于后蜀主多所称美”

，诸如“边陲无扰，百姓*”

，“时平俗阜”

等等。并借他人之口，颂扬后蜀“被山带江，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

；后蜀主“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

[18]《蜀梼杌》同样称颂“（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

[19]可见，“蜀人之词”

与官方之语确实大不相同。按照北宋无名氏《五国故事》的记载，孟昶绝非奢侈、荒淫之君，而是节俭、仁慈之君。《五国故事》卷下载：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

《五国故事》虽非“蜀人之词”

，但它作为民间私史，所载史实与官方国史相左。某些具体史事，甚至截然相反。如《新五代史》指责孟昶“好打球走马”

，而《五国故事》则称：“昶后体重，遂不乘马。内厩惟饲一打球马，而久不按习，亦不堪乘跨。”

[20]总之，北宋时期，孟昶在民间记述与官方文献中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1]曾慥编：《类说》卷19《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政要宝训（圣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韩琦：《安阳集》卷22《三朝圣政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8《三朝圣政录序》，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晁以道：《景迂生集》卷1《奏议·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12《论史馆日历状》，四部丛刊本。

[8]《宋史》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9]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正史类·五代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

[11]关于两朝国史的编修情况，可参看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17－121页。